组织部长
某县县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张某因怀疑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某在干部任用过程中有受贿问题,遂指派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有关人员在李某办公室和住宅秘密安装了监视装置。()
A．正确
B．错误
某市委组织部长在干部的录用工作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规定为其亲属谋取利益，情节严重，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应给予()处分。
A.警告或者严重警告
B.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
C.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
D.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
2018年3月9日，深圳市龙岗区委常委、组织部长龚祖兵以市党代表身份来到园山街道西坑社区，开展“党代表接待周”活动。通过听取社区居民代表意见建议，推动社区提升综合环境。材料体现了
A.社会听证制度
B.专家咨询制度
C.社情民意反映制度
D.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
根据我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下列情况违反回避制度的是()。
A．李某为教育局审计科副科长，其姐夫为教育局局长
B．张某为某市档案局普通公务员，希望组织将其妻子调入本局工作
C．王某为青山县人，现任该县县委组织部长
D．赵某为县地税局局长，其子在某乡税务所任税务员
连日来，中共邯郸市丛台区原区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彦生的先进事迹传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在广大干部群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多少人为之动容，多少人为之怀念，多少人为之歌唱。无论在身体健康之时，还是饱受病魔折磨之日，王彦生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时刻不忘自己身为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和责任，用生命和忠诚树立了一个新时期共产党员的新形象。王彦生，他以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对人民群众的一往情深、对本职工作的创新创造，不仅生动书写了一名优秀组工干部的先进事迹，更集中展现了共产党人的时代风范，“用忠诚谱写生命之歌”。
（1）运用所学哲学知识，结合材料分析我们应该怎样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2）从政治学角度，分析学习王彦生的先进事迹对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意义。
县委书记的“卖官真经”某贫困县县委书记，多次借调整、提拔干部之机，利用手中权力，大肆收受贿赂，被法院以受贿罪判刑。通常情况下，在调整干部时，组织部门都要提前考核符合条件的候选人，然后把经考核确定的候选人名单和考核意见交给主管干部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县委副书记审核后再把名单交给县委书记，经县委书记认可后，再提交县常委会讨论通过。既有如此严格的程序，该县委书记是如何“卖官”的呢？据其坦白：每次干部考核之前，他通过召开书记办公会，定出干部考核的“调子”，即根据送礼者的年龄、工龄、学历、经历、职务等基本条件，圈定考核对象范围，让组织部门按照“范围”下去“找人”，再按规定的程序办理。如果组织部门没有将他想调整的干部纳入考核范围，就无法上常委会。这样一来，主管干部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和组织部长便要设法揣摩和满足他的心思。于是，他想用谁，即使不点名也自然被“合乎程序”地提拔上来。请运用领导科学的有关知识，分析上述案例。提示（1）该案例涉及到的人才选拔任用制度的内容。（2）结合该案例谈谈如何完善人才选拔任用制度。
某公司最近召开了一年一度的夏季商品交易会，会前办公室为会议召开做了充分的准备：接待各地代表，布置宣传广告；各商品样品摆列，开货单，介绍商品．有的加班到深夜。各职能科室和行政管理人员主动自觉的到各科帮忙。三天的会议，接待了上千人次，成交额几百万元，大大超出了会前预计数。 在总结大会上，公司领导充分肯定了这次会议取得的成功，当提到职工们为大会做出的努力时说：“大家表现的都很不错，人人都动了起来，为大会作出了贡献。在接待过程中，团委书记和组织部长提着茶壶，在楼里跑上跑下，这种精神值得赞扬。” 对于领导的表扬，职工们议论纷纷：“交易会的成功，销售额的增加，首先归功于第一线的业务人员的辛勤劳动，为什么不表扬最累的业务人员？” 也有的赞成这种领导的表扬：“业务人员贡献是大，但这是分内的工作，并且领导也是肯定了的。而政工干部去送水，事虽小，但这是工作职责以外的。如果正常工作都点名表扬，怎么能表扬过来呢？” 还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如果分内工作做得好不表扬，领导只表扬做分外工作的，那么谁还重视分内工作呢？如果谁都轻视分内工作，那么整个工作不就落后了吗？就分内与分外工作比较而言，领导者最需要、最基本的则是鼓励职工首先做好分内的事。结合文章说明激励的作用有哪些？应如何合理地利用激励方法？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与传统作文考试不同，是对分析驾驭材料的能力与对文字表达能力并重的考试。
2．参考时限，阅读资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的材料，按申论要求依次作答，答案书写在指定位置。
二、给定材料
1．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县(市)级“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教育活动正在全国各地扎扎实实地进行。中央要求：在“三讲”教育中注意全面了解干部，发现优秀年轻干部，把“三讲”教育同对干部的深入考察、考核结合起来。山西省委也作过决定，对在“三讲”民主测评中满意率达不到合格的干部，要分别按照不同情况限期整改甚至进行必要的组织调整。
2．2000年2月27日，太原市所辖的古交市开始“三讲”教育，经过第一阶段的学习、第二阶段的自我剖析和征求意见，全市广大干部抱着对党的事业负责、对全市人民群众负责的精神，诚恳地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472条。如经济下滑，1999年市财政收入下降21%；社会治安混乱，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恶势力猖獗；调整干部频繁，1996年至1999年，多次大面积调整干部，涉及700余人次；书记、市长不团结，导致中层干部无所适从；工作不深人，脱离群众等。这其中对市委书记刘剑、市长乏燕阳也提出不少批评意见，有的相当尖锐。干部们对董建平的意见比较集中，认为他党性不强，作风浮夸，任人惟亲，拉帮结派。
3．4月10日开始民主测评。10日上午，古交市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班子正副职以及纪检、组织、宣传、公安、检察、法院的63名干部，接受全市200多名正科级以上干部的民主测评投票。
4．投票点设在市政府招待所金牛大厦的小会议室。在市委组织部长、“三讲”办公室主任董建平的安排下，200多名干部被划分为四片，每片各设一投票箱。每张不足1.5米长的桌子上拥挤着4个人，平日有隔阂、闹矛盾的干部被安排在一起，按照事先摆放好的桌签对号入座。
5．参加投票的部分干部事后对记者说，当时心理压力很大，划票时左邻右舍都能看到。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摸清“不满意票”出自何片何人，给投票者施加压力。这种做法违背了公开搞“三讲”的民主原则，使“满意率”有严重水分。
6．按照省市“三讲办”规定，民主测评的监票、计票工作应在“三讲”巡视组的监督下，由纪检、监察部门工作人员负责。据此，驻古交市“三讲”巡视组和古交市委确定组织部一名副部长为总计票人、纪检委一名副书记为总监票人。
7．但董建平却私下准备了一套自己的人马，用“听话”的组织部组织科科长弓俏维换掉了原总计票人，挑选8名自认为“可靠”的干部担任计票工作。这其中有3人是他在“三讲”期间违规调入组织部的干部，一人是他的老乡。董建平还特意将他的老乡和一名新调入的干部安排到第三组，负责统计最使他放心不下的乡镇街道片的测评票。
8．为了确保自己和市委书记、市长3人顺利过关，董建平不公布到会人数和投票事项说明，不公布印制的测评票份数，不公布发出的测评票份数及收回份数。在统计测评票时，他授意计票的干部用提前划好的“满意”票，分别换下了市委书记、市长和他的“不满意”票。而有的计票人经他安排带上不同颜色的笔，直接将“不满意”涂抹掉，又在“满意”栏内划钩；或在“不满意”栏已划钩的情况下，又在“满意”栏划钩；有的甚至将“不满意”票按“满意”票统计。对“既满意又不满意”的票，董建平要求一律按“满意”票计算。
9．在计票前后，董建平反复交待知情人保密，并以组织部长、“三讲办”主任的身份要求大家对组织忠诚，严守机密，对民主测评中出现的任何情况都要烂在肚子里。
10．策划可谓精密细致，运作可谓天衣无缝，殊不知“纸终究包不住火”。古交市得知内情的党员、干部，将一封封举报信寄向中央“三讲办”、中纪委、中共山西省委及中央驻晋新闻单位。
11．4月26日，中共山西省委“三讲办”、山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相继派人来到古交市，调查处理这起弄虚作假事件。在查明基本情况后，董建平、弓俏维被停职审查。与此同时，古交市的“三讲”教育活动被通知暂停。
12．记者曾打电话约见董建平。他顾虑重重，犹豫不决，一会儿说要见，一会儿又说不见。在反复9次的电话交谈中，他说是按领导意图办的，常委会定的4个票箱，主要领导定的就高不就低原则，态度躲躲闪闪，明显推卸责任。
13．5月28日晚，记者来到总计票人弓俏维的家，在近3个小时的交谈中，他反复强调是执行市委常委会“就高不就低”的规定，并称是领导布下的陷阱，让他掉进去了。参与计票的组织部女干部王秀峰，也认为是在执行市委常委会“就高不就低”的规定。
“就高不就低”是什么意思？常委会又是怎么研究的？古交市委书记刘剑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三讲”每一个阶段都经过常委会研究，让大家发表意见。在会上有常委提出，假如一张票上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都划上了怎么办？有人说算废票，大家不同意。当时我想，当书记四五年了，大家配合得很好，既然大家提出来了，上面又没规定，我说就高不就低，大家一致认为这比较公平。”市长王燕阳说：“常委会我参加了。因为牵扯大家利益，常委们叫唤可厉害啦!一些常委起哄，不严肃，这也应该算，那也应该算，就高不就低。这次常委会质量不高。”
14．“常委会记录本”也清楚地记录了3月31日常委会上纪检书记武忠民和王燕阳、刘剑三个人的对话：
武：如果测评表什么也不填，算满意还是不满意？
王：可以常委会上定，定成满意。
刘：就按满意算。在操作上，可算可不算的都算满意，就高不就低。这个在办法中不写，也不讲，在操作上，计票的要注意。
“就高不就低”的规定在常委会上确定后，对民主测评感到压力很大的董建平如获至宝，连夜找人谈话，安排“自己人”计票。
“满意的是满意，不满意的是满意，弃权的也是满意”。就这样，市委书记、市长、组织部长的民主测评满意率在全市名列前茅。
15．人们不禁要问，负有“检查、指导、督促、把关”责任的驻古交市“三讲”巡视组哪里去了？其实，测评计票时，巡视组5人全在现场。计票过程中，巡祖组成员、山西省冶金厅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刘神锁发现，计票人员动作缓慢，而且有违规疑点，就走到第三组巡视。他看到两名计票人将测评票涂改得很乱，统计表上的数字算的也不对，就找到巡视组组长吉炳南反映。吉炳南不动声色，没有批评，也没有制止，而是让人叫来刘剑，两人坐在一边商量。刘神锁告诉记者，他见两位领导正谈话，就离开了，但总感觉有问题，特别是莫名其妙没有了总监票人。
16．吉炳南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4月19日搞的测评，刘神锁发现票上有‘满意’和‘不满意’都划钩的问题，我就叫来刘剑询问。刘剑说是常委会研究过的，两个都划钩的算满意，什么都没划的也算满意，就高不就低。既然刘书记讲是常委会定的，我也没什么说的。我走早了点，提前一个小时就退了场。后来，4个小组统计数字出来，我就签字让上报了。”
17．测评后的一天，市委书记刘剑收到一封匿名信，揭发董建平将“不满意”票换成“满意”票，刘剑打电话通报给吉炳南。据刘剑讲，当时吉炳南断然否定，说他们5人全在计票现场，可以作证，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18．4月16日，太原市“三讲办”通知吉炳南，说有人告状，组织部长有问题，让他密查后上报。巡视组调出测评票，发现有涂改的，有添加的，还有将书记、市长、组织部长3人60多张“不满意”票计算为“满意”票。对于群众的意见，古交市少数领导干部不仅没有正确对待，认真剖析自己在党性党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反而弄虚作假，企图蒙混过关。更为严重的是，到记者采访时，他们仍在互相推卸责任，没有认清自己的错误。
(1)市委书记刘剑说：“这次‘三讲’，组织部长出了问题，他怎么做，我们也不知道。他说是我让他弄虚作假，那是胡说，他个人不能代表组织；‘三讲’中的民主测评，不像人大选举有明确的说法。总监票人、总计票人常委会没有定，这些我都没有过问。作为市委书记我不可能管得那么具体，都是在巡视组的把关下，让巡视组具体怎么弄就行了。”
(2)市委副书记、市长王燕阳称他在“三讲”领导小组中没有任何职务，此事与他没有关系。他指责董建平及市“三讲办”不办好事，该办的事没办。
(3)今年64岁的吉炳南谈起这件事感到很委屈。他说自己入党50年了，工作以来认真负责，没想到“三讲”时出了这个事。现在回过头来看，应请示省“三讲办”。一是协助市委工作是对的，但要做好把关工作，协助不等于不把关；二是对当地干部相信是对的，但不能无限度的信任。这次是对古交市委相信太多了。要求将涂改测评票的情况如实上报，可吉炳南只同意上报重新计算出来的数字，以肉眼看不清楚为由，隐瞒了测评票被人涂改、添加的事实。
19．古交市少数干部为什么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弄虚作假呢？答案十分明显，是怕民主测评不合格。
请用不超过150字的篇幅，概括出给定资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
材料1：从2008年开始，打破公务员“部门终身制”的合肥市直机关公务员交流轮岗工作将被纳入法制化轨道。自5月26日动员大会以来，公务员交流轮岗工作历经动员部署、酝酿推荐、职位说明、志愿填报、人岗匹配、集中办理调动任免手续等阶段，到6月底全部结束。82个市直部门的1632名公务员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其中，跨部门交流137人，轮岗690人，交流性轮岗805人，交流轮岗面达到市直机关科级以下公务员总数的25．8％。如此大规模的公务员交流轮岗，也是全国首创。材料2：2008年9月12日，江苏省委常委、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召集市公务员交流轮岗工作领导小组相关成员召开会议，专门听取全市公务员交流轮岗工作进展情况汇报。会上，杨卫泽充分肯定了全市公务员交流轮岗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强调，公务员实行交流轮岗是法律规定的制度安排，不仅有利于干部的多岗位锻炼，也有利于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对无锡的科学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地各部门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好。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陈振一出席会议。全市公务员交流轮岗工作开展以来，已经完成了宣传发动、名额分配、推荐报名等工作环节的任务，目前正处于公务员交流第一轮“双向选择”的志愿填报阶段。截至9月12日16时，市级机关及崇安、南长、北塘三城区221名跨区域、跨部门交流人员通过网络和书面形式完成了志愿填报。据了解，从今天开始，公务员交流将进入电脑匹配环节，根据志愿填报情况，计算机自动匹配，按不高于1：3的比例向用人单位提供预备交流人选，各用人单位将采取面试、答辩公开择优方式确定拟任用人选。杨卫泽说，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上来，真正把公务员交流轮岗这件事做好。杨卫泽强调，一要精心组织。通过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使广大公务员了解制度安排，了解重大意义，了解政策规定。要把公务员交流轮岗工作的成效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治思想素质、组织领导水平、大局观念和执行力的重要检验标准，尤其是各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要把公务员交流轮岗工作作为当前一项重要工作抓紧抓好。二要严格规范程序。各地各部门要全面正确地贯彻交流轮岗规定，认真落实政策要求，该集体讨论的要集体讨论，该票决的要票决，真正做到严格按程序规定办事。三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要让交流轮岗在阳光下运行，使广大公务员拥有最大限度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着力提高交流轮岗的公信度。要严肃认真地执行交流轮岗纪律，坚决避免可能出现的暗箱操作、打招呼、批条子、拉帮结派、打击报复，努力营造风清气正、团结和谐的良好环境。下一步全市机关公务员内部轮岗要迅速配套跟进，县处级干部的交流也要紧紧跟上，争取10月底全面完成。试从两则材料中分析我国公务员的交流制度。答案要点：(1)我国公务员交流制度的产生与发展。(2)我国公务员交流制度的范围。(3)我国公务员交流制度的形式与意义。
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材料回答问题：
我的梦想渐行渐远
度过了最初的新鲜感之后，突然会感觉大学生活顿时失去方向。骤然摆脱了高中的艰苦生活，五光十色的社团活动令人眼花缭乱，面对随意支配的时间，又好像不知该干什么。学习是为了什么？没有考试就没有人生目标了吗？为什么我的梦想渐行渐远？
大学一年级的生活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一多半，这个时刻正是那么多同学的欢乐时光。可我就像做了一场噩梦，醒来什么都没有了。我怎么也忘不了第一天报到，走在校园小路上的心情。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新生活就要在浪漫的阳光中开始了。我学的是新闻专业，上中学时我读过凤凰卫视吴小莉自传，从那时起就立志要成为她像那样出色的女记者。
大学生活是自由的，自己支配的时间特别多。在第一学期，我对学习还抓得比较紧，还经常做课后复习。这都基于我心目中的光环—上了大学我的理想就算实现一半了，按部就班继续努力就可以。但是，当第一学年结束后，我突然感觉不知所措了，寝室卧谈的时候，聊起现在的日子，大家不约而同感到无聊。首先是学生会工作。刚刚应聘成功那会儿，我满腔热情，半年多过去，我已经是校学生会的组织部长了。我渴望独立策划、组织一项活动，锻炼自己全方位的能力，但目前在学生会显然没有这个空间。再有就是觉得学习越来越没意思。虽然我们的专业实践性较强，但几乎所有课程都是纯理论的，有些还十分教条，考试仍然必须回答规范的答案。起初我复习时还是各个知识点都要看看，后来发现，老师只考划出的重点。这和中学有什么区别？
当时我选择这个专业，最想了解的就是记者、编辑的真正工作状态，他们的生活经历。可是除了大三为期三个月的实习之外，我们几乎没有其他机会。我学了这一行，反而倒觉得记者的感觉很陌生，离它很遥远了。在这种心态下，学习似乎失去动力，只要“过”了就行。而且，学生会的工作大量占用了我的学习时间，第一学期后，我的成绩是中游。要知道，班里有十多个奖学金获得者啊，他们都是靠优异成绩得来的。我的一年级生活也十分忙碌，但值不值呢？我自己的目标在哪里？
经过一段时间思考，我毅然辞去了学生会的职务，尽管有人认为这是值得羡慕的。我不是不喜欢社会活动，但我明白，一旦它不能给你真正的锻炼，要学会放弃。但我要锻炼自己哪方面的能力呢？怎样才能让自己未来的几年不在糊里糊涂当中度过？我还不十分清楚。老师说过，大学期间，应当给自己今后的发展定下一个目标，可我还不知道要做一个怎样的记者。但不管怎么说，现代社会的基本技能是英语和电脑，我打算先考几个证再说。对学生来说，学习毕竟还是最重要的吧，凭借我过去的实力，我就不信我拿不了奖学金。这也许是我的近期目标，也许它会给我带来充实感，但也许，再次进入周而复始的考试评定中，我又会有新的迷失？（汀 洋)
摘自：《中国青年报》，2002年12月12日
结合材料谈谈为什么作者的梦想会渐行渐远，你认为作者的问题出在哪？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分析驾驭材料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言语表达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的材料，然后按“申论要求”依次作答，答案书写在指定的位置。
二、给定资料
1.2010年5月21日上午，广东省贯彻落实《广东省（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电视电话会议在广州召开，全面部署该办法的实施和领导干部问责制。《实施办法》规定，党政领导于部采取违法措施，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其他重大事件；对于群体事件处置方法失当或者不作为，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等20种情形将被问责。
《实施办法》规定，该办法适用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领导成员，以及上列工作部门内设枧构的领导成员，而且还明确规定乡镇、街道党政领导成员也完全适用此办法。这意味着此次《实施办法》问责对象囊括了党委和行政系统两个领域。与200S年9月广东实行的《广东省各级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相比，此次问责的对象明显扩大了。
从“不问责”到“问责”，从“内部惯例”到“成文规定”，从“弹性问责”到“刚牲问责”．从“行政首长问责”到“乡镇、街道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包括广东在内的全国各地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实施办法》中说明，党政领导干部受到问责，同时需要追究纪律责任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的方式包括：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其中，责令公开道歉的问责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与其他问责方式合并适用。
而对于在问责过程中，干扰、阻碍或不配合问责调查；弄虚作假、隐瞒事实真相；对检举人、控告人、投诉人、证人及其他有关人员打击、报复、陷害；采取不正当行为．拉拢、收买办理问责事项的工作人员；一年内出现两次以上应予问责情形；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从重情节等情况的将从重问责。
2.2009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随着这一保证公共权力运行质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大决策的出台，对党政领导干部的问责正在走向法制化。基层干部对此反响强烈，心态不一。
心态一：懒官、庸官不好当了
随着问责制的出台，基层干部普遍感到了压力。严格的问责制度很有必要，有利于增强干部的责任心、使命感、大局意识，有利于调动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基层一名组织部长说，有的领导干部因为到了年龄界限提拔无望，工作热情消退，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出工不出力，整天混日子。有的干部为了提拔一味当老好人，开展工作以不得罪人为目标．遇到难题就躲、出了问题就推、有了荣誉就抢。
还有的于部一心只想当“太平官”，碰到群众反映的复杂问题或者接到上级布置的工作难题_不是想方设法如何迎难而上、化解矛盾，而是“拖”字当头，只要拖过自己任期就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等把“烫手的山芋”留给下一任。对上述这样的干部，过去并没有太好的管理办法。问责制的出台提供了对症下药的思路。
心态二：希望问责时有第三方的客观评价
近年来，在一些重大公共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有的没过多久又异地复出，有的甚至得到重用，这引发了社会和媒体的热议。基层一些干部认为，对犯了错误的官员，组织上提供改过自新的机会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官员“处分一次、提拔一次”，不仅使问责制流于形式，而且容易使党委、政府丧失公信力。
在一些重大公共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无论是勒令辞职还是引咎辞职，要想重新获得社会公众的信任很难。对这批官员的重新使用应当慎重。否则，问责制对那些政治意识淡薄、社会责任心不强的官员就没有威慑力，容易失去其严肃性。
基层一名组织部长告诉记者，在问责制中有几个问题很关键：多大的事情才叫责任？谁来判断责任？以什么标准来判断？事实上，一个领导干部被问责，不管是职位、职级还是岗位调整．决定权都在上级。也就是说，问责制是“上级对下级”的问责。
从制度设计分析，如果没有第三方的客观评价，问责铡存在流于形式的可能。比如，一些重大的捂不住的公共事件相关领导易被问责，而日常工作中违规失职造成损失难被问责。还有，一些被媒体曝光的问题常被问责，没有形成舆论热点的则不会被问责。
心态三：“当副”也不轻松
基层一些干部反映，过去干部队伍中流传着“当官要当副、不要当常务”的顺口溜，意思是做官的话当副职轻松，不用承担太多责任和压力；在副职中不要当常务，因为常务的工作量大。
随着问责制的推行，基层一些分管安全生产、环境保护、食品安全、信访等领域的副职，感到如履薄冰，仿佛坐在火山口上，不知道哪天要出事，完全没有了过去“当官要当副”的轻松。
某经济欠发达地区一名分管环保工作的副县长说，地方为了发展经济，难免会上一些有污染的项目。作为分管领导，理论上权力和责任都是我的，可实际上只有责任，没有权力。试想一下，县里花大力气招商引资进来的项目，我能否决吗？我敢否决吗？可一旦出了问题，板子首先打到我身上。这种权力与责任不对等情况下的问责制如何落到实处？如何体现公平？这都需要进一步完善。
心态四：怕担责尽量“大事化小”
基层一些干部反映，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一些群死群伤、安全生产、群体性事件等重大责任事件难以隐瞒。基层想捂也捂不住，又怕担责任，只好进行“技术性处理”，把责任认定尽量降低，把社会影响尽量淡化。
有的干部认为，问责制应当进一步细化，便于操作。同时，要积极发挥社会公众和媒体舆论的监督作用，从而还原重大责任事件的本来面貌。只有把公共权力摊在阳光下，公共政策的决策和执行民主透明，官员才不敢懈怠，进行“技术性造假”的空间才有可能被压缩。
心态五：期盼“问责制”科学化
问责制是我国政府管理的一个创新，为官员正确行使公共权力提供了制度保证。基层一些干部期盼这项制度能够法制化、科学化。
中部地区某地级市一名副市长说，基层干部期盼问责制内容科学、考评科学、目标合理。
他说，如果目标要求过高，甚至脱离地方实际，比如给经济欠发达地区制订过高的财政目标，会给基层干部带来沉重压力，也会导致干部队伍出现抵触情绪。“干部也是人，也属于‘以人为本’的范畴。目标考核管理要让干部跳起来摘得到桃子，这样才能形成正面激励效应。如果干部再怎么努力也完不成目标，这样的管理制度就脱离了实际”。
一些干部认为，问责制是个系统工程，相关配套政策要加紧跟上。近年来“多头管理”模式是造成一些领域监管不力的重要原因。比如，食品安全事故问题不断，工商、卫生、质检、食品药品监管等多个部门各管一段，遇到利益大家都争，碰到问题又互相推诿，出了事又因权责不明而造成追责不力，留下真空地带。这就需要理顺有关管理体制，为问责制的稳步推进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3．我国官员问责制自2003年“非典”时期浮出水面后，一直是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随着我国建设责任政府的力度不断加大，官员非正常“下马”现象不断增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官员问责制实施至今依然存在一些问题。“问责官员”的复出作为这一制度最具争议的部分，在近两年已经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一些重大公共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悄然”或“闪电”复出，令民众意见不一。官员不可能不犯错误，犯错误的官员重新任职无可厚非，但是，面对百姓的关注，让有能力的“问题官员”复出，更应该注重其合理性与科学性。
2009年12月，广州“公费出游”干部罗国华免职两个月后闪电式履任新职。类似事件近一个时期以来频频出现、屡见不鲜，其中不乏职务升迁者，引发广大网民的热议，业内专家们也及时给出了回应。中央党校教授林赭表示，罗国华被免职两月后迅速复出一事是极不严肃的。
北京大学李成言教授认为：“我国对官员问责还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标准，在执行过程中随意性极大。对官员缺乏刚性问责的严重后果是，不但对官员无法形成威慑力，而且还容易放纵官员滥权的侥幸心理，造成对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极大破坏。”网民们对此给出了不同的意见，部分网民认为，“问责干部”神秘复出是“官官相护”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在作祟；也有网民认为，可以理解“问责干部”的复出，只要符合规定、表现良好，民众可以接受，但复出的方式需要探讨，“高调问责、悄悄复出”是对舆论的极大伤害。
对“问责干部”复出不能简单地用“对”或“错”下结论，需要冷静思考、客观分析、全面透视，避免偏激和片面，要对具体人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对“问责干部”不能“一棒打死”，要给他们改过立功的机会。对“问责干部”复出更不能简单行事，要审慎对待。
首先，“问责干部”复出必须从严对待。“问责干部”可以复出，但是必须有严格的复出程序，不能简单行事。“问责干部”复出要有原则，绝不能不声不响、暗箱操作，更不提倡闪电式复出。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建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关键是要落实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问责干部”复出也是选人用人的一部分，复出的全过程必须充分体现民意，切实落实群众选拔任用干部中的四种权利，要严格
考核程序、公开推荐人、公示任用理由、透明新任岗位。对于“问责干部”复出后再次发生重大事件或造成恶劣影响的，除了要惩戒责任干部外，还应追究推荐人的责任。
其次，“问责干部”复出必须健全机制。构建科学合理的“问责干部”复出机制应该充分考虑四个因素。其一，“问责干部”的认错态度和悔过表现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试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
2．应试参考时限：阅读资料40分
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申论要求”作答。
二、给定资料
1．重庆长龙实业集团董事长兼天圣制药公司董事长刘群旗下有22家公司，净资产2.5亿元，年销售额超过6亿元。2008年1月，他刚剐获得了一个新身份：垫江县桂溪镇石岭村村委会主任。刘群还坚持把户口从主城南岸区迁到自己的“治所”——垫江县桂溪镇石岭社区，开了亿万富豪“非转农”的先河。
刘群的目标是在农村实现“耕者有其田，工者有其岗，老者有其依，幼者有其养，患者有其医，少者有其学，人人有其居”。
“刘群说要把我们村建成西部的‘华西村’，大家都很兴奋。”村民肖良政翻开他的笔记本，上面记有刘群上任当天的演讲纲要。家里有3个娃上学的他，最关心刘群讲的学费问题，刘群许诺过，要让村里所有的孩子至少读完高中，困难家庭上学费用由村委会解决。
在当地老百姓看来，石岭村发展最缺的还是钱。但刘群说：“我下乡不带钱，只带知识、思想，还有一双手和两条腿。”刘群相信一个观点，农村最缺的不是钱，是知识和思想，是愿意扎根农村的人才。他上任之后，烧的第一把火，是给村里的困难群众发一笔过年钱。不过，这笔钱不是刘群自己出的，是他从民政部门争取来的。
刘群上任后抓的头一件事，就是石岭村的发展规划。在他的脑子里，石岭村实际上已经被划成农产品贸易区、农产品深加工区、工业区、特种农业种养旅游开发区4个不同的功能区
目前，刘群已经请来了工程设计建设方面的专家到石岭实地勘察。与之相配套，刘群还准备办一所“农民大学”，对石岭村民进行专门的技能培训。
仅仅在垫江县，像刘群这样的“老板型”村宣就达67。这种“老板村官”，一般都是本地人，外出经商成功以后，把资金和项目带回来，他们也愿意与乡亲们分享自己的技术、信息、管理理经验、市场等资源。
当地也有干部担心：短期来看，这类“老板村官”在修路、引进项目等具体问题上能发挥不小的作用。但从长远来看，这些人回馈乡里的意愿能维持多久，他们支持农村发展能到什么程度，都难以控制。
据介绍，石岭村委会成员中，除了由镇里支付工资的社区党支部书记及两个副主任以外，其余领导成员可由刘群任命。“刘群可安排副主任或主任助理，名额不限，但工资自付。”刘群拟设的机构，包括发展改革委员会、农业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福利保障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今后将成为石岭村的重要决策机构，但他们只对刘群负责。这实际上弱化了村民自治，也改变了农村传统的权力格局。
2．据浙江省民政厅统计，目前全省2／3以上的村子由企业家、工商户、养殖户等先富起来的人担任村委会主任或村党支部书记，其中不乏资产过千万元乃至上亿元者。
早在2003年，杨保伟敲锣打鼓在村中贴出十多张“红榜”承诺书，言明如当选村委会主任则做三件大事：捐款10万元用于全村2002年农业税费用，剩余款用于村里修路；在职3年的工资补贴，全部捐给老年协会开支；努力为群众服务。
缘于此，杨用选票改写了道德权威占据“村政”舞台的历史，代之以经济能人执掌“村政”。
据悉，近30年以来，村官一般都是当过兵，或者认识几个字，在村民当中德高望重的人物。
日常工作除了上级交派的任务，就是以情理道德标准处理乡村纠纷。长期以来，他们沿袭着乡绅道德治村的传统，对经济建设关心甚少，往往也能力不济。
有关人士评论说，由于村民感受村官道德水准在下降，处理公共事务并非都是公字在先，
就使得经济能人的“上台”，成为必然。
义乌市民政局副局长蒋守训对记者说，在义乌，像杨保伟这样的小老板先公开承诺出钱为村里办公益事业，而后当选村主任的已非个别现象。因考虑到“出钱”承诺的敏感，也有选择“办实事”的，如“村里的军属优抚款由我来承担”“为老年协会买生活用品”“为学校买学习用具”等等。
“有钱了，富人想当官是很自然的事情。”一些村民说。一些研究人员也认为，富人跃上农村的政治舞台虽然已成趋势，可随之而来的贿选、精力分散、以权谋私等问题也引发了不少质疑，多受诟病。
竞选“村官”时渗入经济手段，是否影响选举的公正公平？捐资竞选是不是贿选？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人的看法是：基本肯定，但需规范和引导。一些政府官员和专家指出，对这种现象妄下定语是不切实际的，过分的担心没有必要，对此行为求全责备更不必。
3.2008年12月9日，陕西省韩城龙门村第七届村委会选举，最终某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王文选当选村主任。竞选前王对村民承诺，要在上任前两年每年为每位村民分5000元，第三年分10000元。他当选后第二天就个人垫资1300多万元，提前兑现其3年任期内的承诺，全村不论老幼，每人分彳导2万元。这在韩城乃至渭南引起不小的轰动。
当记者问王文选为什么要竞选“村官”时，王文选给出的解释和竞选时给村民的诺言一样。
他说自己生在龙门村长在龙门村，对村子有着深厚的感情。当村主任的目的是想让家乡面貌变得更好，让村民都走上富裕的道路。他认为，要发展经济需要有投入的资本，所以他把钱提前发给大家，让村民“用钱生钱”。
有人则认为王文选是看中了村办企业的利润，通过“天价”得到“村官”后为自己牟利。对此他解释道，他现在赚到的钱，足够他和家人享用了。他的海燕集团2008年产值已达10个亿，上缴税金1.3亿，而且他在龙钢等大企业也有股份。而龙门村现有的村办企业，估计年产值加起来也就是1000—2000万元。以他多年做企业的经验，他认为发给村民的1332万三年肯定能收回来。如果难以收回，他就自己一个人承担了。
4.2009年1月14日，陕西安康学院二年级女学生、19岁的白一彤，高票当选陕西省清涧县高杰村村长，被网民称为“中国基层民主第一人”。
在白一彤当选之前，高杰术的这次换届，已经有过一次候选人提名、三次正式选举，没有一人的票数能够过半。她竞以近98%的得票率，鹤立鸡群。
白一彤的背后，站着她的“显赫”家族。事实上，她的参选，也的确缘自父亲自岩林的一个电话。只有她的户籍在村里，具备候选人资格。
白一彤的爷爷白补厚，曾任县农业局副局长，去世多年，素有官声。大伯部队转业后在榆林公安局工作。二伯现为榆林新恒安集团董事长，在陕北颇具影响力。在这个完全从农村走出来的家庭中，自一彤的父亲自岩林最显特别。
他当过兵，之后在乡镇武装部工作过，开诊所、卖粉条、贩红枣、开饭馆，“什么都做过”，
2001年离职下海，来到榆林。他的车号和手机号码末五位都是88888。
这一个月时间里，村民已经感受到女孩父亲特殊的能量。
村里挂起的1万盏灯笼，是他从太白酒业和西凤酒业要来的；发给农户的煤球，是他从长乐堡煤矿要来的；摆在村道旁的垃圾箱，是从榆林市建设局募来的；计划三月初八组织的大型文艺演出'他已经跟延长油田定边采油厂厂长谈好，企业送一台歌舞，并且吃、住、行自理；计划中的抽水工程，“还是准备向石油集团伸手”……
他向村民说明他打算拆掉哪里，在哪里建什么样的新村．怎么补贴怎么分配。村民痴痴地昕着'目光跟着他手指的方向。他要将无定河壁上的一排洞窟建成千年古寨的旅游景点，“今年十一就弄好，上面一排太阳能灯，下面齐齐地码上红枣，红艳艳的，好看”。他还要将周边的空窑洞开发成窑洞宾馆，让客人吃农家饭、体验推磨。
他说：“钱不是问题”。他有太多煤矿老板朋友，这个出二十万，那个出三十万，够做许多事情。
或者从神木县把自己在煤矿上的股份全抽回来，投入村里的发展，再向上面、向社会争取资金……
高杰村人选择的，是白补厚的子孙一家。他们读了书、挣了钱，有祖辈的清誉，有现实的资源，更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投入。镇上的一位老者说：“若非如此，白一彤在选举现场哪怕是宣读一百条承诺，都没有用。”
2009年1月l8日，白一彤站在一群陕北汉子中间安排，拍着大老爷们的肩膀，不时爽朗大笑。白一彤说：“目前村上的账目还没有交。好多人跟我说：‘以前的别管了。’但我的想法是：能调解尽量调解，谁造成的亏空谁补回来。如果抗拒的话，就别怪我不客气，走法律程序。”
大年三十，白一彤用自己的压岁钱购买了大米、面粉、食用油，慰问了村里的孤寡老人等。
正月初三，高杰村首届农民运动会如期举行。
为了支持女儿的工作，父白岩林把小车长期留在高杰村，助理负责为白一彤处理各种对外事务。还有一个也是即将大学毕业的女孩日夜陪伴着白一彤，为她提包，给她解闷，照顾她的生活。
选举前发放的宣传单上，白一彤承诺几年内带领父老乡亲做好10件大事，包括建一个综合服务大楼、一所新型合作医疗所、修建一条环山公路等。如今，只有“春节前每户发放1000斤煤”兑现，而恰恰就是这一条承诺的兑现，让她陷入了“贿选”舆论漩涡。之前的修路过程中，曾经砍了别人的枣树，毁了邻村的窑洞，自一彤还与别人发生了肢体冲突。
白一彤希望把废弃的村小学校舍改成老年公寓，却拿不到小学的钥匙。她认为镇上不支持她的工作。镇党委书记惠生礼说，小学校舍的产权构成复杂，至少要与邻近六个村协商才能借用。
当矛盾激化，白一彤曾经给县委组织部长张常青打电话。“她说镇里主要领导不支持她工作'能否调整一下，把另一个乡镇的领导调过来。”张常青说，“我觉得白一彤提出这种要求是很幼稚的，我把她批评了一顿。”！
白一彤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考生阅读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以及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作答。
4．请在答题卡上作答，在草稿纸上或其他地方作答一律无效。
二、给定资料
1．重庆长龙实业集团董事长兼天圣制药公司董事长刘群旗下有22家公司，净资产2.5亿元，年销售额超过6亿元。2008年1月，他刚刚获得了一个新身份：垫江县桂溪镇石岭村村委会主任。刘群还坚持把户口从主城南岸区迁到自己的“治所”——垫江县桂溪镇石岭社区，开了亿万富豪“非转农”的先河。
刘群的目标是在农村实现“耕者有其田，工者有其岗，老者有其依，幼者有其养，患者有其医，少者有其学，人人有其居”。
“刘群说要把我们村建成西部的‘华西村’，大家都很兴奋。”村民肖良政翻开他的笔记本，上面记有刘群上任当天的演讲纲要。家里有3个娃上学的他，最关心刘群讲的学费问题。刘群许诺过，要让村里所有的孩子至少读完高中，困难家庭上学费用由村委会解决。
在当地老百姓看来，石岭村发展最缺的还是钱。但刘群说：“我下乡不带钱，只带知识、思憩，还有一双手和两条腿。”刘群相信一个观点，农村最缺的不是钱，是知识和思想，是愿意扎根农村的人才。他上任之后，烧的第一把火，是给村里的困难群众发一笔过年钱。不过，这笔钱不是刘群自己出的，是他从民政部门争取来的。
刘群上任后抓的头一件事，就是石岭村的发展规划。在他的脑子里，石岭村实际上已经被划成农产品贸易区、农产品深加工区、工业区、特种农业种养旅游开发区4个不同的功能区。目前，刘群已经请来了工程设计建设方面的专家到石岭实地勘察。与之相配套，刘群还准备办一所“农民大学”，对石岭村民进行专门的技能培训。
仅仅在垫江县，像刘群这样的“老板型”村官就达67人。这种“老板村官”，一般都是本地人，外出经商成功以后，把资金和项目带回来，他们也愿意与乡亲们分享自己的技术、信息、管理经验、市场等资源。
当地也有干部担心：短期来看，这类“老板村官”在修路、引进项目等具体问题上能发挥不小的作用。但从长远来看，这些人回馈乡里的意愿能维持多久，他们支持农村发展能到什么程度，都难以控制。据介绍，石岭村委会成员中，除了由镇里支付工资的社区党支部书记及两个副主任以外，其余领导成员可由刘群任命。“刘群可安排副主任或主任助理，名额不限，但工资自付。”刘群拟设的机构，包括发展改革委员会、农业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福利保障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今后将成为石岭村的重要决策机构，但他们只对刘群负责。这实际上弱化了村民自治，也改变了农村传统的权力格局。
2．据浙江省民政厅统计，目前全省213以上的村子由企业家、工商户、养殖户等先富起来的人担任村委会主任或村党支部书记，其中不乏资产过千万元乃至上亿元者。
早在2003年，杨保伟敲锣打鼓在村中贴出十多张“红榜”承诺书，言明如当选村委会主任则做三件大事：捐款10万元用于全村2002年农业税费用，剩余款用于村里修路；在职3年的工资补贴，全部捐给老年协会开支；努力为群众服务。
缘于此，杨用选票改写了道德权威占据“村政”舞台的历史，代之以经济能人执掌“村政”。
据悉，近30年以来，村官一般都是当过兵，或者认识几个字，在村民当中德高望重的人物。
日常工作除了上级交派的任务，就是以情理道德标准处理乡村纠纷。长期以来，他们沿袭着乡绅道德治村的传统，对经济建设关心甚少，往往也能力不济。
有关人士评论说，由于村民感受村官道德水准在下降，处理公共事务并非都是公字在先，就使得经济能人的“上台”，成为必然。
义乌市民政局副局长蒋守训对记者说，在义乌，像杨保伟这样的小老板先公开承诺出钱为村里办公益事业，而后当选村主任的已非个别现象。因考虑到“出钱”承诺的敏感，也有选择“办实事”的，如“村里的军属优抚款由我来承担”“为老年协会买生活用品”“为学校买学习用具”等等。“有钱了，富人想当官是很自然的事情。”一些村民说。一些研究人员也认为，富人跃上农村的政治舞台虽然已成趋势，可随之而来的贿选、精力分散、以权谋私等问题也引发了不少质疑，多受诟病。
竞选“村官”时渗入经济手段，是否影响选举的公正公平？捐资竞选是不是贿选？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人的看法是：基本肯定，但需规范和弓l导。一些政府官员和专家指出，对这种现象妄下定语是不切实际的，过分的担心没有必要，对此行为求全责备更不必。
3.2008年12月9日，陕西省韩城龙门村第七届村委会选举，最终某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王文选当选村主任。竞选前王对村民承诺，要在上任前两年每年为每位村民分5000元，第三年分10000元。他当选后第二天就个人垫资1300多万元，提前兑现其3年任期内的承诺，全村不论老幼，每人分得2万元。这在韩城乃至渭南引起不小的轰动。
当记者问王文选为什么要竞选“村官”时，王文选给出的解释和竞选时给村民的诺言一样。他说自己在龙门村长在龙门村，对村子有着深厚的感情。当村主任的目的是想让家乡面貌变得更好，让村民都走上富裕的遭路。他认为，要发展经济需要有投入的资本，所以他把钱提前发给大家，让村民“用钱生钱”。
有人则认为王文选是看中了村办企业的利润，通过“天价”得到“村官”后为自己牟利。对此他解释道，他现在赚到的钱，足够他和家人享用了。他的海燕集团2008年产值已达10个亿，上缴税金1.3亿，而且他在龙钢等大企业也有股份。而龙门村现有的村办企业，估计年产值加起来也就是1000-2000万元。以他多年做企业的经验，他认为发给村民的1332万三年肯定能收回来。如果难以收回，他就自己一个人承担了。
4.2009年1月14日，陕西安康学院二年级女学生、19岁的白一彤，高票当选陕西省清县高杰村村长，被网民称为“中国基层民主第一人”。
在白一彤当选之前，高杰村的这次换届，已经有过一次候选人提名、三次正式选举，没有人的票数能够过半。她竞以近98%的得票率，鹤立鸡群。
白一彤的背后，站着她的“显赫”家族。事实上，她的参选，也的确缘自父亲白岩林的一电话。只有她的户籍在村里，具备候选人资格。
白一彤的爷爷白补厚，曾任县农业局副局长，去世多年，素有官声。大伯部队转业后在林公安局工作。二伯现为榆林新恒安集团董事长，在陕北颇具影响力。在这个完全从农柯出来的家庭中，白一彤的父亲白岩林最显特别。
他当过兵，之后在乡镇武装部工作过，开诊所、卖粉条、贩红枣、开饭馆，“什么都做过2001年离职下海，来到榆林。他的车号和手机号码末五位都是88888。
这一个月时间里，村民已经感受到女孩父亲特殊的能量。
村里挂起的1万盏灯笼，是他从太白酒业和西凤酒业要来的；发给农户的煤球，是他从乐堡煤矿要来的；摆在村道旁的垃圾箱，是从榆林市建设局募来的；计划三月初八组织的大文艺演出，他已经跟延长油田定边采油厂厂长谈好，企业送一台歌舞，并且吃、住、行自理；计划中的抽水工程，“还是准备向石油集团伸手”……
他向村民说明他打算拆掉哪里，在哪里建什么样的新村，怎么补贴怎么分配。村民痴痴地听着，目光跟着他手指的方向。他要将无定河壁上的一排洞窟建成千年古寨的旅游景点，“今年十一就弄好，上面一排太阳能灯，下面齐齐地码上红枣，红艳艳的，好看”。他还要将周边的空窑洞开发成窑洞宾馆，让客人吃农家饭、体验推磨。
他说：“钱不是问题”。他有太多煤矿老板朋友，这个出二十万，那个出三十万，够做许多事情。或者从神木县把自己在煤矿上的股份全抽回来，投入村里的发展，再向上面、向社会争取资金……
高杰村人选择的，是白补厚的子孙一家。他们读了书、挣了钱，有祖辈的清誉，有现实的资源，更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投入。镇上的一位老者说：“若非如此，白一彤在选举现场哪怕是宣读一百条承诺，都没有用。”
2009年1月18日，白一彤站在一群陕北汉子中间安排，拍着大老爷们的肩膀，不时爽朗大笑。白一彤说：“目前村上的账目还没有交。好多人跟我说：‘以前的别管了。’但我的想法是：能调解尽量调解，谁造成的亏空谁补回来。如果抗拒的话，就别怪我不客气，走法律程序。”大年三十，白一彤用自己的压岁钱购买了大米、面粉、食用油。慰问了村里的孤寡老人等。正月初三，高杰村首届农民运动会如期举行。
为了支持女儿的工作，父亲白岩林把小车长期留在高杰村，助理负责为白一彤处理各种对外事务。还有一个也是即将大学毕业的女孩日夜陪伴着白一彤，为她提包，给她解闷，照顾她的生活。
选举前发放的宣传单上，白一彤承诺几年内带领父老乡亲做好10件大事，包括建一个综合服务大楼、一所新型合作医疗所、修建一条环山公路等。如今，只有“春节前每户发放1000斤煤”兑现，而恰恰就是这一条承诺的兑现，让她陷入了“贿选”舆论漩涡。之前的修路过程中，曾经砍了别人的枣树，毁了邻村的窑洞，白一彤还与别人发生了肢体冲突。
白一彤希望把废弃的村小学校舍改成老年公寓，却拿不到小学的钥匙。她认为镇上不支持她的工作。镇党委书记惠生礼说，小学校舍的产权构成复杂，至少要与邻近六个村协商才能借用。
当矛盾激化，白一彤曾经给县委组织部长张常青打电话。“她说镇里主要领导不支持她工作，能否调整一下，把另一个乡镇的领导调过来。”张常青说，“我觉得白一彤提出这种要求是很幼稚的，我把她批评了一顿。”
白一彤说：“有时候真想打退堂鼓，哭过很多次。”现在，她会一面笑着说当初被父亲骗了，一面
二、给定资料
1．重庆长龙实业集团董事长兼天圣制药公司董事长刘群旗下有22家公司，净资产2．5亿元，年销售额超过6亿元。2008年1月，他刚刚获得了一个新身份：垫江县桂溪镇石岭对村委会主任。刘群还坚持把户口从主城南岸区迁到自己的“治所”——垫江县桂溪镇石岭社区，开了亿万富豪“非转农”的先河。
刘群的目标是在农村实现“耕者有其田，工者有其岗，老者有其依，幼者有其养，患者有其医，少者有其学，人人有其居”。
“刘群说要把我们村建成西部的‘华西村’，大家都很兴奋。”村民肖良政翻开他的笔记本，上面记有刘群上任当天的演讲纲要。家里有3个娃上学的他，最关心刘群讲的学费问题。刘群许诺过，要让村里所有的孩子至少读完高中，困难家庭上学费用由村委会解决。
在当地老百姓看来，石岭村发展最缺的还是钱。但刘群说：“我下乡不带钱，只带知识、思想，还有一双手和两条腿。”刘群相信一个观点，农村最缺的不是钱，是知识和思想，是愿意扎根农村的人才。他上任之后，烧的第一把火，是给村里的困难群众发一笔过年钱。不过一这笔钱不是刘群自己出的，是他从民政部门争取来的。
刘群上任后抓的头一件事，就是石岭村的发展规划。在他的脑子里，石岭村实际上已经被划成农产品贸易区、农产品深加工区、工业区、特种农业种养旅游开发区4个不同的功能区。目前，刘群已经请来了工程设计建设方面的专家到石岭实地勘察。与之相配套，刘群还准备办一所“农民大学”，对石岭村民进行专门的技能培训。
仅仅在垫江县，像刘群这样的“老板型”村官就达67人。这种“老板村官”，一般都是本地人，外出经商成功以后，把资金和项目带回来，他们也愿意与乡亲们分享自己的技术、信息、管理经验、市场等资源。
当地也有干部担心：短期来看，这类“老板村官”在修路、引进项目等具体问题上能发挥不小的作用。但从长远来看，这些人回馈乡里的意愿能维持多久，他们支持农村发展能到什么程度，都难以控制。
据介绍，石岭村委会成员中，除了由镇里支付工资的社区党支部书记及两个副主任以外，其余领导成员可由刘群任命。“刘群可安排副主任或主任助理，名额不限，但工资自付。”刘群拟设的机构，包括发展改革委员会、农业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福利保障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今后将成为石岭村的重要决策机构，但他们只对刘群负责。这实际上弱化了村民自治，也改变了农村传统的权力格局。
2．据浙江省民政厅统计，目前全省2／3以上的村子由企业家、工商户、养殖户等先富起来的人担任村委会主任或村党支部书记，其中不乏资产过千万元乃至上亿元者。
早在2003年，杨保伟敲锣打鼓在村中贴出十多张“红榜”承诺书，言明如当选村委会主任则做三件大事：捐款10万元用于全村2002年农业税费用，剩余款用于村里修路；在职3年的工资补贴，全部捐给老年协会开支；努力为群众服务。
缘于此，杨用选票改写了道德权威占据“村政”舞台的历史，代之以经济能人执掌“村政”。
据悉，近30年以来，村官一般都是当过兵，或者认识几个字，在村民当中德高望重的人物。日常工作除了上级交派的任务，就是以情理道德标准处理乡村纠纷。长期以来，他们沿袭着乡绅道德治村的传统，对经济建设关心甚少，往往也能力不济。
有关人士评论说，由于村民感受村官道德水准在下降，处理公共事务并非都是公字在先，就使得经济能人的“上台”，成为必然。
义乌市民政局副局长蒋守训对记者说，在义乌，像杨保伟这样的小老板先公开承诺出钱为村里办公益事业，而后当选村主任的已非个别现象。因考虑到“出钱”承诺的敏感，也有选择“办实事”的，如“村里的军属优抚款由我来承担”“为老年协会买生活用品”“为学校买学习用具”等等。
“有钱了，富人想当官是很自然的事情。”一些村民说。一些研究人员也认为，富人跃上农村的政治舞台虽然已成趋势，可随之而来的贿选、精力分散、以权谋私等问题也引发了不少质疑，多受诟病。
竞选“村官”时渗入经济手段，是否影响选举的公正公平？捐资竞选是不是贿选？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人的看法是：基本肯定，但需规范和引导。一些政府官员和专家指出，对这种现象妄下定语是不切实际的，过分的担心没有必要，对此行为求全责备更不必。
3.2008年12月9日，陕西省韩城龙门村第七届村委会选举，最终某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王文选当选村主任。竞选前王对村民承诺，要在上任前两年每年为每位村民分5000元，第三年分10000元。他当选后第二天就个人垫资13。O多万元，提前兑现其3年任期内的承诺，全村不论老幼，每人分得2万元。这在韩城乃至渭南引起不小的轰动。
当记者问王文选为什么要竞选“村官”时，王文选给出的解释和竞选时给村民的诺言一样。他说自己生在龙门村长在龙门村，对村子有着深厚的感情。当村主任的目的是想让家乡面貌变得更好，让村民都走上富裕的道路。他认为，要发展经济需要有投入的资本，所以他把钱提前发给大家，让村民“用钱生钱”。
有人则认为王文选是看中了村办企业的利润，通过“天价”得到“村官”后为自己牟利。对此他解释道，他现在赚到的钱，足够他和家人享用了。他的海燕集团2008年产值已达10个亿，上缴税金1.3亿，而且他在龙钢等大企业也有股份。而龙门村现有的村办企业，估计年产值加起来也就是1000-2000万元。以他多年做企业的经验，他认为发给村民的1332万三年肯定能收回来。如果难以收回，他就自己一个人承担了。
4.2009年1月14日，陕西安康学院二年级女学生、19岁的白一彤，高票当选陕西省清涧县高杰村村长，被网民称为“中国基层民主第一人”。
在白一彤当选之前，高杰村的这次换届，已经有过一次候选人提名、三次正式选举，没有一人的票数能够过半。她竟以近98%的得票率，鹤立鸡群。
白一彤的背后，站着她的“显赫”家族。事实上，她的参选，也的确缘自父亲白岩林的一个电话。只有她的户籍在村里，具备候选人资格。
白一彤的爷爷白补厚，曾任县农业局副局长，去世多年，素有官声。大伯部队转业后在榆林公安局工作。二伯现为榆林新恒安集团董事长，在陕北颇具影响力。在这个完全从农村走出来的家庭中，白一彤的父亲白岩林最显特别。
他当过兵，之后在乡镇武装部工作过，开诊所、卖粉条、贩红枣、开饭馆，“什么都做过”，2001年离职下海，来到榆林。他的车号和手机号码末五位都是88888。
这一个月时间里，村民已经感受到女孩父亲特殊的能量。
村里挂起的1万盏灯笼，是他从太白酒业和西凤酒业要来的；发给农户的煤球，是他从长乐堡煤矿要来的；摆在村道旁的垃圾箱，是从榆林市建设局募来的；计划三月初八组织的大型文艺演出，他已经跟延长油田定边采油厂厂长谈好，企业送一台歌舞，并且吃、住、行自理；计划中的抽水工程，“还是准备向石油集团伸手……”
他向村民说明他打算拆掉哪里，在哪里建什么样的新村，怎么补贴怎么分配。村民痴痴地听着，目光跟着他手指的方向。他要将无定河壁上的一排洞窟建成千年古寨的旅游景点，“今年十一就弄好，上面一排太阳能灯，下面齐齐地码上红枣，红艳艳的，好看”。他还要将周边的空窑洞开发成窑洞宾馆，让客人吃农家饭、体验推磨。
他说：“钱不是问题”。他有太多煤矿老板朋友，这个出二十万，那个出三十万，够做许多事情。或者从神木县把自己在煤矿上的股份全抽回来，投入村里的发展，再向上面、向社会争取资金……
高杰村人选择的，是白补厚的子孙一家。他们读了书、挣了钱，有祖辈的清誉，有现实的资源，更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投入。镇上的一位老者说：“若非如此，白一彤在选举现场哪怕是宣读一百条承诺，都没有用。”
2009年1月18日，白一彤站在一群陕北汉子中间安排，拍着大老爷们的肩膀，不时爽朗大笑。白一彤说：“目前村上的账目还没有交。好多人跟我说：‘以前的别管了。’但我的想法是：能调解尽量调解，谁造成的亏空谁补回来。如果抗拒的话，就别怪我不客气，走法律程序。”
大年三十，白一彤用自己的压岁钱购买了大米、面粉、食用油，慰问了村里的孤寡老人。
正月初三，高杰村首届农民运动会如期举行。
为了支持女儿的工作，父亲白岩林把小车长期留在高杰村，助理负责为白一彤处理各种对外事务。还有一个也是即将大学毕业的女孩日夜陪伴着白一彤，为她提包，给她解闷，照顾她的生活。
选举前发放的宣传单上，白一彤承诺几年内带领父老乡亲做好10件大事，包括建一个综合服务大楼、一所新型合作医疗所、修建一条环山公路等。如今，只有“春节前每户发放1000斤煤”兑现，而恰恰就是这一条承诺的兑现，让她陷入了“贿选”舆论漩涡。之前的修路过程中，曾经砍了别人的枣树，毁了邻村的窑洞，白一彤还与别人发生了肢体冲突。
白一彤希望把废弃的村小学校舍改成老年公寓，却拿不到小学的钥匙。她认为镇上不支持她的工作。镇党委书记惠生礼说，小学校舍的产权构成复杂，至少要与邻近六个村协商才能借用。
当矛盾激化，白一彤曾经给县委组织部长张常青打电话。“她说镇里主要领导不支持她工作，能否调整一下，把另一个乡镇的领导调过来。”张常青说，“我觉得白一彤提出这种要求是很幼稚的，我把她批评了一顿。”
白一彤说：“有时候真想打退堂鼓，哭过很多次。”现在，她会一面笑着说当初被父亲骗了，一面正色道：“我是高杰村人，也是80后的大学生，感谢父老乡亲给我平台，让我为家乡脱贫致富贡献自己的才能。”
5．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一名学者认为，富人争当村官且经过合法选举程序能够当上村官，是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农村发展中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信号，对
二、给定资料
1．重庆长龙实业集团董事长兼天圣制药公司董事长刘群旗下有22家公司，净资产2．5亿元，年销售额超过6亿元。2008年1月，他刚刚获得了一个新身份：垫江县桂溪镇石岭对村委会主任。刘群还坚持把户口从主城南岸区迁到自己的“治所”——垫江县桂溪镇石岭社区，开了亿万富豪“非转农”的先河。
刘群的目标是在农村实现“耕者有其田，工者有其岗，老者有其依，幼者有其养，患者有其医，少者有其学，人人有其居”。
“刘群说要把我们村建成西部的‘华西村’，大家都很兴奋。”村民肖良政翻开他的笔记本，上面记有刘群上任当天的演讲纲要。家里有3个娃上学的他，最关心刘群讲的学费问题。刘群许诺过，要让村里所有的孩子至少读完高中，困难家庭上学费用由村委会解决。
在当地老百姓看来，石岭村发展最缺的还是钱。但刘群说：“我下乡不带钱，只带知识、思想，还有一双手和两条腿。”刘群相信一个观点，农村最缺的不是钱，是知识和思想，是愿意扎根农村的人才。他上任之后，烧的第一把火，是给村里的困难群众发一笔过年钱。不过一这笔钱不是刘群自己出的，是他从民政部门争取来的。
刘群上任后抓的头一件事，就是石岭村的发展规划。在他的脑子里，石岭村实际上已经被划成农产品贸易区、农产品深加工区、工业区、特种农业种养旅游开发区4个不同的功能区。目前，刘群已经请来了工程设计建设方面的专家到石岭实地勘察。与之相配套，刘群还准备办一所“农民大学”，对石岭村民进行专门的技能培训。
仅仅在垫江县，像刘群这样的“老板型”村官就达67人。这种“老板村官”，一般都是本地人，外出经商成功以后，把资金和项目带回来，他们也愿意与乡亲们分享自己的技术、信息、管理经验、市场等资源。
当地也有干部担心：短期来看，这类“老板村官”在修路、引进项目等具体问题上能发挥不小的作用。但从长远来看，这些人回馈乡里的意愿能维持多久，他们支持农村发展能到什么程度，都难以控制。
据介绍，石岭村委会成员中，除了由镇里支付工资的社区党支部书记及两个副主任以外，其余领导成员可由刘群任命。“刘群可安排副主任或主任助理，名额不限，但工资自付。”刘群拟设的机构，包括发展改革委员会、农业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福利保障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今后将成为石岭村的重要决策机构，但他们只对刘群负责。这实际上弱化了村民自治，也改变了农村传统的权力格局。
2．据浙江省民政厅统计，目前全省2／3以上的村子由企业家、工商户、养殖户等先富起来的人担任村委会主任或村党支部书记，其中不乏资产过千万元乃至上亿元者。
早在2003年，杨保伟敲锣打鼓在村中贴出十多张“红榜”承诺书，言明如当选村委会主任则做三件大事：捐款10万元用于全村2002年农业税费用，剩余款用于村里修路；在职3年的工资补贴，全部捐给老年协会开支；努力为群众服务。
缘于此，杨用选票改写了道德权威占据“村政”舞台的历史，代之以经济能人执掌“村政”。
据悉，近30年以来，村官一般都是当过兵，或者认识几个字，在村民当中德高望重的人物。日常工作除了上级交派的任务，就是以情理道德标准处理乡村纠纷。长期以来，他们沿袭着乡绅道德治村的传统，对经济建设关心甚少，往往也能力不济。
有关人士评论说，由于村民感受村官道德水准在下降，处理公共事务并非都是公字在先，就使得经济能人的“上台”，成为必然。
义乌市民政局副局长蒋守训对记者说，在义乌，像杨保伟这样的小老板先公开承诺出钱为村里办公益事业，而后当选村主任的已非个别现象。因考虑到“出钱”承诺的敏感，也有选择“办实事”的，如“村里的军属优抚款由我来承担”“为老年协会买生活用品”“为学校买学习用具”等等。
“有钱了，富人想当官是很自然的事情。”一些村民说。一些研究人员也认为，富人跃上农村的政治舞台虽然已成趋势，可随之而来的贿选、精力分散、以权谋私等问题也引发了不少质疑，多受诟病。
竞选“村官”时渗入经济手段，是否影响选举的公正公平？捐资竞选是不是贿选？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人的看法是：基本肯定，但需规范和引导。一些政府官员和专家指出，对这种现象妄下定语是不切实际的，过分的担心没有必要，对此行为求全责备更不必。
3.2008年12月9日，陕西省韩城龙门村第七届村委会选举，最终某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王文选当选村主任。竞选前王对村民承诺，要在上任前两年每年为每位村民分5000元，第三年分10000元。他当选后第二天就个人垫资13。O多万元，提前兑现其3年任期内的承诺，全村不论老幼，每人分得2万元。这在韩城乃至渭南引起不小的轰动。
当记者问王文选为什么要竞选“村官”时，王文选给出的解释和竞选时给村民的诺言一样。他说自己生在龙门村长在龙门村，对村子有着深厚的感情。当村主任的目的是想让家乡面貌变得更好，让村民都走上富裕的道路。他认为，要发展经济需要有投入的资本，所以他把钱提前发给大家，让村民“用钱生钱”。
有人则认为王文选是看中了村办企业的利润，通过“天价”得到“村官”后为自己牟利。对此他解释道，他现在赚到的钱，足够他和家人享用了。他的海燕集团2008年产值已达10个亿，上缴税金1.3亿，而且他在龙钢等大企业也有股份。而龙门村现有的村办企业，估计年产值加起来也就是1000-2000万元。以他多年做企业的经验，他认为发给村民的1332万三年肯定能收回来。如果难以收回，他就自己一个人承担了。
4.2009年1月14日，陕西安康学院二年级女学生、19岁的白一彤，高票当选陕西省清涧县高杰村村长，被网民称为“中国基层民主第一人”。
在白一彤当选之前，高杰村的这次换届，已经有过一次候选人提名、三次正式选举，没有一人的票数能够过半。她竟以近98%的得票率，鹤立鸡群。
白一彤的背后，站着她的“显赫”家族。事实上，她的参选，也的确缘自父亲白岩林的一个电话。只有她的户籍在村里，具备候选人资格。
白一彤的爷爷白补厚，曾任县农业局副局长，去世多年，素有官声。大伯部队转业后在榆林公安局工作。二伯现为榆林新恒安集团董事长，在陕北颇具影响力。在这个完全从农村走出来的家庭中，白一彤的父亲白岩林最显特别。
他当过兵，之后在乡镇武装部工作过，开诊所、卖粉条、贩红枣、开饭馆，“什么都做过”，2001年离职下海，来到榆林。他的车号和手机号码末五位都是88888。
这一个月时间里，村民已经感受到女孩父亲特殊的能量。
村里挂起的1万盏灯笼，是他从太白酒业和西凤酒业要来的；发给农户的煤球，是他从长乐堡煤矿要来的；摆在村道旁的垃圾箱，是从榆林市建设局募来的；计划三月初八组织的大型文艺演出，他已经跟延长油田定边采油厂厂长谈好，企业送一台歌舞，并且吃、住、行自理；计划中的抽水工程，“还是准备向石油集团伸手……”
他向村民说明他打算拆掉哪里，在哪里建什么样的新村，怎么补贴怎么分配。村民痴痴地听着，目光跟着他手指的方向。他要将无定河壁上的一排洞窟建成千年古寨的旅游景点，“今年十一就弄好，上面一排太阳能灯，下面齐齐地码上红枣，红艳艳的，好看”。他还要将周边的空窑洞开发成窑洞宾馆，让客人吃农家饭、体验推磨。
他说：“钱不是问题”。他有太多煤矿老板朋友，这个出二十万，那个出三十万，够做许多事情。或者从神木县把自己在煤矿上的股份全抽回来，投入村里的发展，再向上面、向社会争取资金……
高杰村人选择的，是白补厚的子孙一家。他们读了书、挣了钱，有祖辈的清誉，有现实的资源，更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投入。镇上的一位老者说：“若非如此，白一彤在选举现场哪怕是宣读一百条承诺，都没有用。”
2009年1月18日，白一彤站在一群陕北汉子中间安排，拍着大老爷们的肩膀，不时爽朗大笑。白一彤说：“目前村上的账目还没有交。好多人跟我说：‘以前的别管了。’但我的想法是：能调解尽量调解，谁造成的亏空谁补回来。如果抗拒的话，就别怪我不客气，走法律程序。”
大年三十，白一彤用自己的压岁钱购买了大米、面粉、食用油，慰问了村里的孤寡老人。
正月初三，高杰村首届农民运动会如期举行。
为了支持女儿的工作，父亲白岩林把小车长期留在高杰村，助理负责为白一彤处理各种对外事务。还有一个也是即将大学毕业的女孩日夜陪伴着白一彤，为她提包，给她解闷，照顾她的生活。
选举前发放的宣传单上，白一彤承诺几年内带领父老乡亲做好10件大事，包括建一个综合服务大楼、一所新型合作医疗所、修建一条环山公路等。如今，只有“春节前每户发放1000斤煤”兑现，而恰恰就是这一条承诺的兑现，让她陷入了“贿选”舆论漩涡。之前的修路过程中，曾经砍了别人的枣树，毁了邻村的窑洞，白一彤还与别人发生了肢体冲突。
白一彤希望把废弃的村小学校舍改成老年公寓，却拿不到小学的钥匙。她认为镇上不支持她的工作。镇党委书记惠生礼说，小学校舍的产权构成复杂，至少要与邻近六个村协商才能借用。
当矛盾激化，白一彤曾经给县委组织部长张常青打电话。“她说镇里主要领导不支持她工作，能否调整一下，把另一个乡镇的领导调过来。”张常青说，“我觉得白一彤提出这种要求是很幼稚的，我把她批评了一顿。”
白一彤说：“有时候真想打退堂鼓，哭过很多次。”现在，她会一面笑着说当初被父亲骗了，一面正色道：“我是高杰村人，也是80后的大学生，感谢父老乡亲给我平台，让我为家乡脱贫致富贡献自己的才能。”
5．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一名学者认为，富人争当村官且经过合法选举程序能够当上村官，是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农村发展中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信号，对农村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