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A市干县出现儿童铅中毒事件，造成615名儿童血铅超标，其中166名儿童中、重度铅中毒。A市环保部门已认定东岭冶炼有限公司废水、废气、废渣排放是造成儿童血铅超标的主要成因，但同时又称该公司的排放“符合国家标准”。该公司2008年总产值11.8亿元，2006年—2008年的工业总产值达64亿元，年上缴总财税额占整个总财政收入的17%，被确定为县、市、省政府扶持的重点企业。
　　2009年2月20日B市因自来水源污染而导致全城大面积断水。这是近七年来的第五次。事故频发与水源地上游大量化工厂偷排污染物有关。实际上，B市对来自水源地上游化工企业的污染威胁并非没有预见，也制定过《建设B市“清水走廊”三年行动方案》，还在饮用水源整治方案中明确提出：2008年底前关闭或搬迁所有计划关闭或搬迁的化工企业，其中也包括此次特大水污染事件的肇事者标新化工有限公司。
　　C县M村的大街小巷开满了服装店铺，经营从国外走私来的被擦去污渍后熨烫、未经任何消毒处理的“洋垃圾”服装。每天这里的上万件“洋垃圾”服装流向全国各地市场，村民从中每月能获利几千到几万元不等。这些“洋垃圾”服装，沾满了污渍，没有相关保障措施，存在各种病菌，传染性很强，可能导致大量病毒的传播感染，给环境和人民健康带来巨大危害，多年来当地政府采取了数百次专项行动。有村民对此振振有词：“我们又不是打劫贩毒，只是小生意！”
较在D县招商会上，该县领导对外地企业宣传：到他们县投资，只要能出效益，什么污染都不怕，环保过不了关由县政府出面解决。“这样置国家环保法律和人民健康于不顾的宣传，在一些地方并不少见，尤其是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一旦发生污染事件，政府就承担起治疗和赔偿的责任，这相当于‘企业污染，政府买单’，这样是否有纵容污染的嫌疑？招商引资引进有毒工厂的官员是否应被追责？”一位环保专家质疑道。
　　我国政府环境行政部门主要采取行政处罚的方式进行环境执法监管。2005年—2007年每年环境行政处罚均近10万起。然而，一些排污企业并不怕调查、曝光、罚款。以XX造纸厂为例，如果不购置治污设备，一个日产百吨的小型造纸厂日均降低成本近15000元。根据环保法规定，环保部门一次处罚款10万元（且每月只能罚款一次，一年不超过120万元），他们10天不到就挣回来了。而2007年10月9日，美国电力公司（美国最大的煤炭电子公司）因排放的废气长期污染一事被民间环保团体起诉8年后，与司法部和环保署达成和解，同意支付高达46亿美元罚款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将近七成。
2009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体条例》规定：环境影响评价应当分析、预测和评估规划实施可能对环境和人群健康产生的长远影响。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污染物对人群健康损害的判定标准及环境污染与人体健康损害事件调查处理的技术规范。当前做环保影响评价的单位主要依据已有的工业和环保专业上的排放标准来评价规划项目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往往并没有将其对人群健康的影响充分考虑在内。有调查显示，我国有超过2.7亿的城市民生活在空气质量不达标的环境中，约有2.3万人死于各种呼吸道疾病，1.3万人死于心脏病。由空气污染引起的健康损失约占GDP的1.8%。在我国污染严重河流流域已出现癌症、智商降低以及孕妇流产的高发状态。随着环境的不断加剧，我国公害病的发病率也越来越高。
　　公害病是环境污染公害造成健康损害引起的疾病，其特征是污染物长期作用于人体的一种地域性疾病。公害病诊断不仅仅是一个医学上的诊断，还是一个具有法律意义的概念，须经严格鉴定和国家法律的正式认可。世界上最早开始研究公害病的日本在1974年颁布的《公害健康被害补偿法》规定了有关公害病的诊断标准及赔偿办法。在美国，污染损害通常是通过法院来确定双方责任，并针对环境污染的损害结果不能马上发现的特点，将环境损害案件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调整到受害人发现损害时（称为“发现损害原则”）以便保障受害人的权利，目前我国尚没有指定相关专门法律来规定公害病的诊断标准。
江苏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九成的群众认为，一个地区要达到小康水平环保必须先达标。事实上，生态环境比GDP更显著地影响到百姓的生活质量。过去说“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实际上，“有了绿水青山，才有金山银山”。浙江省安吉县曾经是一个污染大县，1998年国家环保总局就对其发出“黄牌警告”。之后，安吉县以“生态为县”改变了传统的“工业立县”模式，投入8000万元，治理了74家水污染企业，关闭了33家严重污染企业。经过十年经营，建起以毛竹和白茶作为支柱产业的生态经济：种植竹林108万亩，开发出7大系列近6000种产品，成为“中国十大竹乡”之一，让农民人均增收6500多元；白茶获得“中国名牌农产品”和“中国驰名商标”荣誉，使农民人均增收1857元；“农家乐”等各项生态旅游收入平均增幅在40%以上。2008年，农民人均收入均10343元，高出浙江全省平均1042元。据权威预测算安吉的绿色GDP已达1400多亿元。
2007年底，国际统计局某省调查总队对800户家庭开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利益问题的专项抽样调查显示，80％以上公众认为环境污染对现代人的健康造成了很大影响，39％的公众认为环境污染给本人和家人的健康与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一个由国家各部委人员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在调查淮河流域污染情况时，一位70多岁的老渔民对他们说，河水污染使他家贷款养殖的两万多斤鱼遭到灭顶之灾，血本无归，“今后咱们还能养鱼吗？真的不能了，政府得找个工作，给大伙一口饭啊!”一位老干部说：“污染不仅影响到经济发展，已经动摇了我们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生活奔小康，身体要健康”就是当前农村群众的呼声。有关调查显示，我国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占其贫困原因的40％左右，列第一位。无论是改善农民体质，还是丰富农村文化生活，都需要满足广大农民参与体育健身活动的需求。中国有近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我国现有健身场地85万多个，仅有8.18％分布在乡（镇）村。而随着城市建设的加快，一些新建的大型居民小区也没有规划、建设体育场地。E市市民张大妈自从搬到新楼后就一直闷闷不乐，因为她发现高楼密集的小区内空地小，又多被私家车占用作停车位，已没有可供她健身锻炼的地方了，要想锻炼身体需换乘两次公交车才能到她常去的一个公园。
据世界银行测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0年中世界经济发展中8％～10％的增长应归功于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亚洲经济增长的30％～40％也源于人民健康素质的改善。每年我国城乡居民因疾病、损伤和过早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8.2％，相关医药费用消耗相当于GDP的6.4％。为一个病人看病所花的钱，如果用在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上，可以使20～26个人受益。世界卫生组织研究表明，在影响个人健康和寿命的四大要素中，生物学要素占了15％，环境要素占了17％，保健设施要素占了8％，生活方式要素占了60％。可见，健康是管理的结果，既包括政府对公共健康的管理，也包括个人对自身健康的管理。
健康是人体的一种状态，体现为强健的体魄、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以及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我国著名体育教育家马约翰自1914年起执教清华大学，长期担任学校体育部主任，在校工作了52年。他倡导“体育是激发爱国热情和养成健全人格的重要手段”的体育思想，提出著名的“运动迁移规律”，指出运动场上得来的各种可贵的精神品质，可体现在人生的诸多领域中。在清华，他严把锻炼关，一到锻炼时间，他就说服那些躲起来读书的学生一起出来锻炼，并随时加以指导；他还经常深入到厂矿、机关、学校等宣传、指导各种体育活动。他不仅践行了“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也教导、激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清华人积极参加体育锻炼，用良好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为祖国努力工作。
　　某厂机修车间高级锻工、技术标兵杨××，因长期带病工作、致使肝病恶化住进了医院一事受到违纪处分。他所在车间的负责人也受到严厉批评。“该不该带病坚持工作”引起了该厂员工的热议。一种观点：带病坚持工作是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表现，是以工作和事业为重的好员工，应大张旗鼓地表扬和宣传。另一种观点：带病坚持工作注意力很难集中，行动变得迟缓，工作质量大打折扣，极易造成安全事故；还容易将小病拖成大病，给自己、家庭及企业带来损害，绝不应提倡！
当前，我国实行国民体质监测制度，由国家体育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定期开展公民体质监测，旨在帮助人们了解自己的身体素质状况，提供科学健身的原则和方法。目前，该项工作应以一套什么样的管理制度来组织、管理、运作、协调，以提高管理效率，仍是需要不断探索解决的问题。
　　2006年我国第二次国民体质监测结果显示，我国国民体质存在四个主要特征和变化趋势：国民体质总体水平比2000年略有提高：成年男性肥胖率较高并比2000年有所增长；20～69岁所有年龄段的乡村人群体质水平比同年龄段的城镇人群要差；国民体质水平呈“东高西低”状态。其中，青少年耐力、速度、爆发力、力量等体能指标持续下降，视力不良检查率也居高不下，城市的青少年超重和肥胖比例明显增加，部分农村青少年营养状况亟待改善。
　　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现状不容乐观，2007年全国有3.4亿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仅为28.2％（含在校学生），这一数据在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已达70％多；在各年龄段人口中，20岁～29岁、30岁～39岁年龄段的人“经常锻炼”者分别为6.2％和6.1％；60岁～69岁“经常锻炼”的人最多，为11.7％，其余年龄段均在8％以上。我国居民具备健康基本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健康基本技能等健康素养的人口比例分别是14.97％、6.93％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