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
2017年12月29日晚，武汉华中科技大学教学楼五楼二中教室正在进行一场人文讲座，刘教授关于“诗和
远方”“历史唯物主义与浪漫主义”等人生意义的哲学思考不时引发学生们的热烈掌声。自1994年以来，这样的讲座已经在华中科技大学举行了2200多期，直接参与并受益的听众达数十万人。原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是人文讲座的最初倡导者，率先在理工科高校中举起人文素质教育大旗，在全国教育界形成独树一帜的人文“景观”，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赞誉和认可。
杨院士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谈了他对当代大学教育的看法。记者问:“有人觉得人文讲座对理工科学生的就业帮助不大，您怎么看？”杨院士说:“我觉得张口闭口‘有用没用’的人，太短视！有个毕业生到浙江一家高科技企业应聘，因为知识面很宽，他的复试成绩很好。他把原因归结为人文讲座听得多，他在校期间一共听了400多场讲座。我举这个例子是想告诉同学们不要太短视了。其实，有时候无形的东西才是最有用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力’没有错。没有金属的发现，就没有农业革命；没有蒸汽机的发明，就没有工业革命；没有电磁现象的发现，不可能有第二次工业革命。但是谁发现、谁发明的？人！人靠什么支持？精神！老子有一句话:
‘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有’可以理解为科学技术，‘无’则是精神力量。现在我带的博士还必须背诵《老子》《论语》，很多人问这有什么用。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这些知识终究是有用的，因为人还是要有点精神生活的。”记者又问:“就业毕竟是现实的，谁也不想输在这个起跑线上。为了就业，一些学生明显地重‘术’而薄‘道’。您怎么看？”杨院士回答说:“什么才算是好工作？哪有绝对标准，只是不同的价值取向而已。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大学究竟是要帮助学生找个好工作，还是要把学生培养成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好公民。”
材料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大学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持和
知识贡献。大学建成了一批国家级科研基地，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为经济建设解决了一批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键技术问题，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取得明显成效，成为推动科技进步的重要力量。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的在校大学生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一，大学教育由精英化进入了大众化阶段，每年都有大量的毕业生由大学输往社会。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无法顺利找到理想的与专业对口的工作，大学生找工作成为社会上热议的话题，也引发了大学校长和专家学者的思考。目前,在某知名网络教育频道组织的一次大学教育论坛上，针对大学教育如何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的需求，一些大学校长、专家学者和热心网友纷纷发表意见。A校长说：我是研究机器人的，希望机器越来越像人，但作为校长，我担心把人培养得像机器。我观察过学校的毕业生，发现一个蹊跷的现象：一些留校的学生最初很有创意，待了几年后，就没什么想法了；送到国外，又发展很快。我不禁思考：现在的大学到底怎么了？
B学者说：有些大学不顾自身条件盲目扩招，生源质量下降。有的学校教师队伍呈现结构性短缺，教学用房紧张，教学仪器设备老化，难以保证正常教学的需要。不仅如此，有些分明是在水产研究、地质研究上有专长的学校也大量开设金融、管理等热门专业。这些违背教学规律，强调应用性和功利性而盲目扩招、任意设置专业的做法，使大学教育质量明显明升实降，也造成同一领域毕业生的就业大撞车，人为制造了就业难度。
C教学副院长说：现在的大学不再是纯粹做学问的象牙塔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化因素影响到大学的各个角落。很多学生上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毕业后能找到一个很不错的工作，取得较好的回报，很多学生在选择课程时，大都选择实用性很强的，对于理论性较强、缺乏实践应用的学科则不感兴趣。而一些老师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在本校教授课程的同时还到校外做兼职，有时为了校外工作不惜耽误学生的正常上课。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偏离，不是围绕人的幸福和快乐而上大学，也不是为了让人类更好地可持续发展而上大学，而是为了票子、车子、房子。
D校长说：现在大学行政化的教育管理体制对大学实现学术自由、教育独立和人格本位有所限制。从学校设立、办学定位、领导的选择到招生标准、招生名额、课程设置、教材内容，再到教育资源的分配、教师科研课题的确定、成果评奖、教师职称评定等，行政的控制和干预无所不在。教育没有了独立性，难以按自身规律去发展。
E老师说：一些高校对教师的考核指标中，科研项目、论文占了70%以上，而教学任务占比不到30%，出现了本末倒置的现象。这种重科研轻教学的考核制度使老师们为了生计和前途，忙于跑课题、写论文、拉科研经费，不能安心教学。教授们不愿给本科生上课，年轻教师对教学也敷衍了事，沿袭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法，使学生培养质量大打折扣。为完成科研任务，拼凑论文或是将一篇论文分成几篇发表的情形时有发生，甚至还出现剽窃、抄袭等学术造假现象，败坏了大学的学风。
F网友说：现在大学的招生、培养还是“严进宽出”，只要考进了大学，四年以后绝大多数都能毕业。这使得无数挤过高考独木桥的大学生，失控于大学宽松而闲散的环境，而高校又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或者训而不督，或者督而不导。对专业课的忽视和对现实的追求，直接导致学生上大学与拿文凭挂钩、与学知识脱钩。一些毕业生动手能力差、创新能力差、心理素质差，很难承受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无法适应社会的需求。
G网友说：大学教育不能产业化，大学教育不是可资开发的产业，而应该是有待扩展的公共事业。现在越来越高的学费，加上日益高涨的生活成本，不仅增加了家庭负担，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育的公平性。虽然一些贫困学生可以通过申请补助或贷款等方式入学，但更有许多学生在花费了巨额费用之后，在现实的经济压力与前途渺茫的心理压力下，对理想前途做了毫不迟疑的庸俗化理解——“理想钱途”，并最终把找一份高薪工作当成人生的最大目标。
H校长说：大学教育不仅要传授加识、培养技能，更要培养学生的人格、品性、能力和责任感。大学不应该仅仅是帮助学生找个好工作，还应该把学生培养成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成年人。教育最根本的任务是提高国民素质，如果把教育和就业简单等同起来，就太功利了，这是不科学也是不全面的。
材料3
美国一些知名的研究型大学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生。几十年来，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这些研究
型大学一直是发明和创造的源泉。能够到这些知名的大学读书，被视为无上荣幸的事情。大学里研究与教学的结合，让那些最杰出的专家与最有前途的学生面对面接触，教师与学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一年比一年突出。无数家长认为，被这些知名学校录取，就是对孩子成就的认可；进入这样的学府，未来美好的前程就有了保证。
这些名校的许多老校友经常感叹，如今大学发生了沧桑巨变——与当年他们就读大学时相比，学校规模更大了，有更多的女学生和少数族裔学生进入了大学课堂；大学生的社交变得更加随意了；有更多新的实验室和研究中心拔地而起，但大学的学术水平却下降了。事实上这些古老学院确实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旧的学校机构保留下来了，但其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课程改革不断适应学术发展和社会需要，内容比以前更丰富了，但课程已不再围绕那些普遍认同的理念来设计；教授们依旧给学生们打分，但这些分数已演变为学生进入研究生院的资格，而不是教师向学生提供的教学反馈；纪律制度已变为可以辩论的“小小法庭”，而不再是进行道德教育、帮助年轻人成长、培养具有责任感公民的途径；就连校际体育比赛似乎也违背了原先锻炼学生心智的初衷，都由专业运动员参加，没有趣味可言。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学院前院长哈瑞?刘易斯教授认为，作为知识的创造者和存贮地，这些美国名校是成功的，但它们忘记了本科教育的基本任务是帮助人成长，让学生了解自我、探索自己生活的远大目标，毕业时成为一个富有学识、智慧、能为自己的生活和社会承担责任的成年人。现在学术追求竞争替代了大学的教育任务，殊不知这两者不应该厚此薄彼。在这些大学领导的演讲稿中，不乏关于“世界问题”“知识探索”“勤勉工作”与“成功”之类的词句，却鲜有看到个人力量、完善的人格、善良、合作、同情、如何把眼前的世界建设得更美好等言辞。学校越出名，就越强调在教师、学生和经费市场上的竞争力。学生与学校的关系，正逐渐演变为消费者与出售昂贵商品和服务的卖主之间的关系。
18岁到22岁是年轻人在人生发展道路上的特殊阶段，这个年龄正好是培养责任感的阶段，他们已经能够成熟地从独立的生活、新的知识和富有挑战性的观念中获取力量和灵感。大学正是他们开始认识自我，发现生活意义和目标的关键场所。大学教育不仅仅是数据、公式、法则、名字和地点的传授，教育也不仅仅是课堂教学。教育家学说，通识教育就是当你接受了教育，又把当初学到的内容忘记后，最后还剩下的东西。如果以此为标准，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如今大学生所接受的教育呢？哈瑞·刘易斯教授说：“这些大学是在追求失去灵魂的卓越”。
材料4
人文素质是指人们在人文方面所具有的综合品质或达到的发展程度，其形成主要有赖于后天的人文教育。
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李培根院士说，人文素质教育不能仅靠人文讲座和人文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育中也应该体现。通过人文知识的阅读传授、环境熏陶以及自身的实践，锻炼学生的社会关怀、思维批判以及健康情感，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转化为人格、气质、修养，成为人相对稳定的内在品质。
阅读是人们汲取知识、获取智慧的基本方法，也是人文素质培养的重要途径。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Z教授说，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度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阅读，对个体的精神成长至关重要，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并不完全依靠基因和遗传，而与后天的阅读息息相关。每个人的阅读水平，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