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考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依次作答。
4.请在申论《答题卡》上作答,在草稿纸上或其他地方作答一律无效。
5.严禁折叠答题卡。
二、给定资料
1.湖南卫视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引发大讨论。有专家指出,《爸爸去哪儿》节目的高人气除了明星效应外,更多的是因为节目提供了探讨亲子教育的独特视角。
在《爸爸去哪儿》第一期节目中,五位明星爸爸绞尽脑汁,但仍手忙脚乱,不知怎样照顾孩子。年轻“奶爸”的教育困惑、父职教育的亟待回归等,都正合当下许多家庭的教育现状:妈妈一肩挑,爸爸去哪儿了?
首都师范大学李老师在“父教缺失的研究现状及应对策略”的文章中提到,据某网站一项调查显示,在1988名被调查者中,60.7%的人认为“现在的孩子缺失父教”,26.3%的人“觉得不好说”,仅13.0%的人认为“父教并不缺失”,可见父教缺失已是当下家教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谈到上述情况中的父教缺失,北京师范大学的兰老师说:“父亲教育对不同性别的孩子影响是不同的。在男孩的眼中,父亲是他们的榜样,在女孩的世界里,很多事情都希望得到父亲的认同。如果父教缺失,小男子汉成长的榜样开始模糊,女孩的想法也得不到父亲的认可了。从另外的角度上看,只有父母共同营造的家庭气氛才能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2.天津市妇联和家庭教育研究会对1000多位家长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78.9%的家长不同意“孩子学习课本知识是学校的事,家长没必要管得太具体”的说法;59.8%的家长认为“辅导孩子学习是家长的本分”;41.4%的家长认为“学习好是孩子成长中最重要的”。
厦门市集美区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集美区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总体不高,影响小学生的最严重的心理问题是恐惧倾向,影响中学生的主要心理问题是自责倾向和冲动倾向。小学生的恐惧倾向,与平日缺乏父母照顾和关爱、没有安全感有关;中学生的心理压力,是因为许多父母对子女抱太大希望,常常不自觉地给孩子施加压力,“高标准”的枷锁早早套在孩子身上,这种在长期高要求下成长的孩子,容易有“自责倾向”。
在一个出售儿童玩具、文具的摊位上,一个七八岁的男孩趁摊位老板不注意,将一块橡皮装进了自己的衣兜里。老板抓住他后狠狠地训斥:“你这孩子,怎么偷东西呢?把东西交出来!”说着,老板四处张望,又大声问男孩:“你家长呢?”这个时候,已经走到前面摊位的男孩的妈妈回转身,发现自己的儿子被老板抓住,她又走回来,到了儿子身边。妈妈看着有些恐惧的儿子,对他说:“儿子,别怕,有我呢。”说完,她开始和摊位老板“据理力争”。“我儿子没偷东西,你凭什么冤枉他?再说了,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拿一点东西又怎么了?说明他想要,我付给你钱不就行了?你一个成年人,怎么跟一个孩子较真啊?”男孩的妈妈向摊位老板抛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让老板有些招架不住。老板不服气,也来气了,他说:“你这当家长的,你还有理了?你怎么说话呢?还‘拿一点东西怎么了’?要是人人都像你家孩子这样拿我一点货,我还活不活了?”“我就是有理,你这么呵斥、吓唬一个孩子就是没道理……”男孩的妈妈声音一声高过一声,好像自己很占理。
吃过晚饭,妈妈准备带辰辰到文具店去买铅笔。当他们正要出门时,被爸爸喊住了:“你们要去哪里呀?”辰辰高兴地说:“去买铅笔呀!”不料爸爸却不高兴了:“你不是还有铅笔吗?怎么一天到晚老是花钱买东西!”辰辰不甘示弱,回了一句:“妈妈说可以买就可以买!”这时爸爸更来气了:“妈妈说可以买就买吗?我说不可以买就不能买!”辰辰愣住了,看看妈妈再看看爸爸,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3.13岁的小杨,至今吃饭还需要妈妈喂。“这孩子从小就挑食,不喂到嘴里就不吃饭”,小杨妈妈告诉记者,他们曾经试过不喂孩子吃饭,孩子竟然一天一口饭都没吃。“从小就是妈妈喂我,我都不知道应该自己盛饭和吃饭。”小杨说,他的妈妈就是“全职妈妈”,他每天吃饭时都是妈妈把饭端到他跟前然后喂他,刷碗、洗衣服、打扫卫生这些活他从来没干过。刚上初中时,为了让小杨不挑食,他妈妈特意让他在学校订午餐,结果发现小杨根本就不吃学校的午餐。小杨妈妈不得不每天给他送饭。
五年级的小羽这两天正和最好的朋友闹别扭,情绪有点低落。妈妈见她不高兴就以为是考试没考好,着急地问“是不是成绩下降了”。小羽说不是,妈妈却不信,还打电话找老师求证。老师一头雾水,表示“孩子学习挺好的”。妈妈这一“闹”,小羽更难过了,哭着说:“您就知道学习成绩,一点都不关心我!”妈妈也很委屈:“我怕她成绩下降,还不叫关心她吗?”
小安和几个好朋友约好了,周六晚上都去小赵家,下下围棋,同时也商量一下升学考试的事情。吃过晚饭,他向爸爸请示时,爸爸却大声呵斥道:“晚上到哪儿去?不许去,给我在家里待着!”“他去和同学商量考试的事。”一旁的妈妈替小安解释,可是爸爸仍然声色俱厉:“升学的事还要和同学商量?用不着!开家长会的时候,我跟班主任一研究就定了,你只要好好念书,考高分就成了。”爸爸教训完小安,又转过脸来冲着妈妈喊:“就是你纵容他,惯得简直不像话!听着,这个家,我是老子,我说了算数!”小安的心里难过极了,他难过的不仅仅是由于爸爸的阻拦使他在同学面前失了约,更是在于看到爸爸如此的专横武断。其实,他知道爸爸也是疼他的,每次出差都不忘给自己带礼物回来。可是,不知为什么,小安就是受不了爸爸对他的事情粗暴干涉,所以好多时候,他心里有事,宁愿憋着也不跟爸爸讲,免得又招爸爸的责骂。
15岁的初三学生小越,他的父母都是公务员,家庭环境非常好。在同学们看来,小越家境好,家庭也很和睦,几乎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真是让人羡慕极了。然而,小越并不像同学们想象的那样幸福。有一天,他的母亲在偶然间看到了小越写的日记:“半夜12点从温暖的被窝里爬出来写日记……太疯狂了,呵呵。大家都以为我很幸福,然而幸福的人有各自的幸福,不幸的人有各自的不幸,我是属于后者的。在别人看来的幸福,在我眼里却是不幸,因此我永远生活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不能自拔。很久以来,我思考人生的意义,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活着。我简直要崩溃了,很想自杀。但是我怕我死了父母会伤心,所以才勉强活了下来。我的未来会怎样,真的不知道!”小越的父母估计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儿子以前竟然有过轻生的念头,一直以为自己能给儿子丰富的物质条件,儿子就可以过得很幸福,完全不知道儿子居然有这样的想法。
晚饭后,爸妈带着5岁的睿睿下楼散步。路过一个花坛,睿睿顺手把里面的一朵花摘了下来。爸爸看到后,立马板起脸严厉批评:“花坛里的花是大家的,你怎么能这么自私地摘下来呢!”妈妈却马上拦着爸爸说:“这算啥事啊!孩子只是觉得好玩,别人家小孩也摘。”结果第二天,居委会王阿姨找上门来,说睿睿又去摘花了。
4.4月1日,武汉汉口一对年轻父母在红灯下拖着儿子过马路,孩子闹着说:“老师说红灯亮了不能过马路。”妈妈说:“没关系,赶紧过。”爸爸也连声说:“快走快走。”两个大人硬拖着孩子过马路,孩子又哭又闹,引来路人观望。“红灯停、绿灯行”,这一交通规则可谓妇孺皆知。报道中的孩童尚能遵守,为人父母者为何如此不在乎呢?近日,有记者探访了市区几条主干道,发现类似的现象还真不少。
现实中,家长们总是教孩子要这样做,不能那样做。但是,到了具体行动中,大人的实际行为往往和教育孩子的口头要求相反,比如“父母强拉孩子闯红灯”就是一个典型。记者相信,这位父母一定在家里教育过孩子,不要闯红灯。大人言行不一,不仅表现在闯红灯,还表现在诸多方面,比如不让孩子玩游戏,自己却玩得比孩子还痴迷;比如让孩子多读书,自己偏偏不爱读书;比如让孩子要善良,自己偏偏很凶狠;等等。这种现象都可以叫作家庭教育红灯现象,应该赶紧遏制住。俗话说,孩子的身上有父母的影子,从中不难看出父母对孩子教育的重要性,这种教育不是口头教育,而是实际行动的教育。身教甚于言教,在家庭教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客气地说,家长无意识的行为就是孩子最直接的模仿标杆。
因此,作为父母,作为家庭教育的第一责任人,必须谨慎自己的言行,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只有这样,才能给孩子树立一个良好榜样,才能引导孩子文明、健康、快乐地成长。相反,只能让孩子丑陋、畸形、痛苦地成长。
5.据调查显示,我国城镇有近五成的孩子跟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长大,孩子的年龄越小,与祖辈家长在一起生活的比例就越高。
近日,两岁孩子壮壮的妈妈李某很是头疼,自从孩子出生后,退休的母亲就帮自己带孩子,本来相处和谐,可没想到,随着孩子的长大,两代人在教育问题上矛盾不断。“老一辈是很疼孩子,可是有时候太过溺爱,他们的一些老经验其实并不科学,但是不能说,说不了两句就吵起来了。”对于隔代教育,李某坦言,自己很头疼。
时下,越来越多年轻的父母忙于工作,几乎无暇顾及孩子,把孩子托付给老人照顾,多是无奈的选择。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几乎所有父母双方都有工作的家庭都是老人帮着带孩子。家住开发区的袁先生说:“我们两口子都要上班,实在没时间照看孩子。孩子刚过6个月我们就把他送回乡下老家,由爷爷奶奶照顾,说实话真舍不得。现在,每周末我都会尽量回老家,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很想天天陪在他身边。”
像袁先生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少数,为了工作和生计,年轻父母不得不把孩子送回老家由老人代为养育,有条件的则是把老人接来住在一起照顾孩子衣食起居。“其实,当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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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资料一
      (改编材料)A省××市是全国创建文明城市试点城市之一。该市凤山路位于市中心闹市区,毗邻著名的凤尾湖风景区和现代商业文化步行街,是久负盛名、极富人气和特色的小吃一条街。最近两年,随着无证摊贩的不断涌入,凤山路存在的“脏乱差”问题益发凸显。
    《江东晚报》记者2009年2月采访笔记:
      深夜12点,近百米的凤山路依然热闹非凡。摊主们的高声吆喝、食客们的肆意谈笑,充斥着整条街。等到摊收客散,已近凌晨4点。
      居民王×家,临街的窗户被牢牢封死,窗户的外面,蒙上一层厚厚的油污。呛人的油烟味弥漫在四周。王×说,垃圾、废水、泔脚油在这里全都是随处倾倒的,即便是晴天,居民也不得不穿着雨靴进出。
      小吃街内现从事烧烤经营的相对固定摊点约有5处,流动摊点有10多处。烧烤炉需预燃木炭,常常火星四溅,而液化气钢瓶就近在咫尺。该路周边大多为上世纪20、30年代的老式砖木建筑,满眼尽是犹如蛛网的乱拉乱接的电线。
    记者发现,从事食品经营的摊点均没有卫生许可证和健康合格证。不少摊点的食品都露天晾晒、解冻,碗筷清洗也是一桶水重复使用。
      每日高峰时段,凤山路人流量超过上千人次/小时,摊贩数也达到了数十个,已蔓延到附近的道路边缘。“三年前这里还能骑骑自行车,不久之后骑不了只能推,到现在连人都要侧身才能前进。”一位老大爷向记者诉苦。
    保安陈××告诉记者,无证摊贩间经常为半米的地盘大打出手。记者从凤山路派出所了解到,外来设摊人员60%以上主要借居在附近小区内,摊贩间的帮派争斗时有发生。在凤山街道的信访记录上,沿线50位居民的联名信痛陈凤山路对他们日常生活造成的严重干扰。2006年以来,区信访办、城管大队信访窗口累计接到有关凤山路乱设摊位等问题引起的市民来电、来信、来访共计212起。在辖区派出所的110接警记录上,每天平均有四五起与凤山路有关。
    东天网2009年5月8日消息:在年初召开的市“两会”上,人大代表赵××向会议提交了“关于尽快整治凤山路”的议案,并获得通过。今天起,我市著名的凤山路小吃街展开为期十天的集中整治。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整治第一天的凤山路显得格外平静。凤山路整治后会变得怎么样、能否保持原有的特色,将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资料二
      (中国经济网)在全国各地,沿街叫卖的小商贩和城管这对“天生冤家”已经“斗智斗勇”了几十年,从“猫捉老鼠”到暴力对抗,一幕幕市井短剧,在人们习以为常的眼光中不断上演。上海一份《城市设摊导则》提出的“不再一律封杀马路摊点”的地方政策,被认为是彻底化解这对“冤家”矛盾的举措。此后,重庆、南京、郑州、石家庄、乌鲁木齐等城市纷纷效仿解禁马路摊点;一些人大代表也在“两会”上提出议案,建议地方政府给守法小贩合理解禁,以保障公民基本谋生权利。一场牵涉到数百万城市边缘群体生计的变革,正在来临。下面是《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的采访节录:
    (一)
      “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大量的人员流入城市谋生是不可避免的,而城市人群也需要城市提供不同层次、不同时间、多元化的服务。更重要的是,小商贩和外来人员到城市劳动谋生是他们基本的生活方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国庆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上海社科院社会调查中心主任杨雄也认为:“目前,我国城市管理的理念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这体现在单纯地追求城市管理的洁净、整齐,采取一刀切的管理方式。这种形式主义的管理方式,没有考虑到老百姓不同层次的消费需要,也没有考虑到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杨雄指出,事实上,即使在世界最发达的、最现代化的城市,也没有清除城市街头的摊贩和流浪者。一座城市中存在小商贩可以使它更有韵味,在一些国家的生活区、旅游景点,小摊点是很重要的文化形式,凡是有底蕴、有文化的城市,他们的“地摊”经济都是很发达的。
    上海市民谭老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以前,走街串巷的街头叫卖者是上海城市生活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现在,我们只能在文学影视作品中看见叫卖‘赤豆莲心粥’、‘磨剪刀’等代表性的场景了。可以说上海离开小商小贩就失去了许多韵味。”在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小摊贩的缺失也带来了许多不便。对此,居住在北京市朝阳区望京新城的王大妈深有感触:“我感觉最近这几年,北京的城市建设越来越国际化,越来越规范,可生活越来越不方便了。”
    为什么在城市管理的问题上现在的矛盾这么突出、这么尖锐?我认为在城市治理的问题上需要理清一下思路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汉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周汉华认为,在进一步完善综合执法体制的同时,更多的应该是疏通。应通过划出专门区域,设置市场,为社会弱势阶层、低收入阶层提供生存的空间。
    (二)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一些地方,城市流动商贩与城市管理部门之间的矛盾一直十分尖锐。您认为,现有的矛盾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有没有什么技术性手段可以有效规避或者缓解这种矛盾?
    李国庆(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城市流动商贩与城市治理之间的矛盾冲突,实质上反映出了人们对我国城市化发展阶段的认识偏差。我国的城市化是压缩型城市化,既肩负着传统的城市化的任务,同时又要在全球化浪潮下,完成建设与国际接轨的国际化大都市的使命。这使得像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全球型城市在城市空间区域上出现了两极分化:一方面是承担全球化功能的中心区的出现,像北京的CBD、金融街、中关村和奥运村;另一方面是传统城市区域中的生活区域,像北京的平房四合院区域。空间区域出现分化,对空间区域的治理却没有进行相应的划分,于是产生了矛盾冲突。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对城市不同功能区域实施不同的治理,满足不同区域的不同需求,而不是千篇一律地追求城市的华美、可爱、流光溢彩。比如,对生活区域以满足市民的生活需求为主,可以适当地允许小贩摆摊;但是对于工作区域,则要实行严格管理,保持城市整洁的风貌。
    杨雄(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调查中心主任):我认为,矛盾主要是由传统城市管理的理念滞后造成的。传统的管理理念是计划经济模式下形成的,强调城市环境整齐划一。而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发展,城市的规模在迅速地膨胀,流动人口在增加,城市管理就出现了新问题,这些新问题都是传统的城市管理方式所解决不了的。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要改变以往那种整齐划一的形式主义观念,要实施一种人性化的管理,比如在一些涉及民生的、老百姓需要的区域内,让小商小贩存在。
    记者:最近,上海、重庆等城市出台新政策,放松对沿街流动商贩的控制,商贩可以沿街设点摆摊。您认为这些城市的举措是否是一个进步?
      杨雄:我认为,上海、重庆等城市出台新政策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体现了政府对于城市管理理念的转变,是人性化的措施,也是和谐社会的体现。特别是《上海城市设摊导则》的出炉,正是借鉴了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对小商小贩的管理上实施的分区域、分场所和分时间管理的经验,这将使小商贩成为城市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夏学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上海准备开禁马路摊点是个好事情,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是否进步还要看实际操作的结果再作评论。因为,目前中国解禁马路摊点还面临着很多困难。中国解禁马路摊点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中国人口众多,一旦开禁可能有过多的小贩涌入城区,政府管理起来有很大的难度;而且解禁必然导致小贩们对公共空间的争夺,很可能对公共空间产生破坏性作用;再者,马路摊点的管理责任不好界定。小贩们有利益驱动,虽然不可能把更多的道路给他们,但小贩在做生意的时候,很可能会超越政府划定的区域。如果没有法规进行管理,解禁后可能很快陷入混乱状态,然后不得不再次明令禁止。解禁马路摊点不能凭一时的冲动,仅有良好的动机也不行,必须得出台一个具有可操作性、比较详细的管理法规,才能保证马路摊点平衡地运行。
    记者:如何处理小商贩带来的便利与城市环境问题间的矛盾,在如今的大城市一直是个难题。您认为流动小商贩能否成为和谐城市的组成部分,其生存权是否应得到保障?我们还应做哪些方面的努力?
    李国庆:流动小商贩能够成为和谐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目前正处在城市化加速的进程之中,有大量的农村人口要转移到城市中。以北京为例,据对农民工的统计,北京市有流动人口350万,66%是农民工,其中半数以上从事服务行业,流动商贩是许多人的谋生手段。与此同时,在城市中还存在着低收入群体,他们的收入水平决定了消费水平。小商贩的存在满足了他们的生活需求,双方都受益,实现了双赢。目前的问题是,政府要正确引导,通过有效的城市管理,尽量满足市民生活的多层次需求,为小商贩的生存发展创造条件。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要放宽对小商贩的限制,划定经营区域,建设符合标准的商业设施;另一方面,要加强监管力度,保证市民的消费环境安全。
    杨雄:一定要保障小摊贩的生存权。小摊贩在规定的范围内被允许摆摊,只是解决了他们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许多小摊贩是社会底层的贫困人群,他们的医疗、养老问题都需解决,还有他们子女的受教育问题。要使他们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这些问题都要解决。这是仅靠出台一两个《城市设摊导则》无法解决的。所以,要实现和谐城市的目标,我们的政府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
    资料三
      (1)(解放日报网)城管队的大门,曾是无证摆摊者最不敢来的地方。昨晚8点左右,20多名无证摆摊者被邀请到了虹口区城管队的会议室。参加会议的还有工商、药监、公安、环保、市容等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
    “今天这个会,大家都把想法拿出来交流一下,一来是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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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注意事项
      1、本试卷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18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50分钟,作答参考实现为130分钟。
      2、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未按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3、请在答题卡上作答,严禁折叠答题卡!
    给定材料
    材料1:
      创客是指利用开源硬件和互联网将各种创意变为实际产品的人,他们将制造业搬到了自己桌面上,电子服装、健康手环、智能手表、导电墨水、食物烹饪器等等,用户能想象到的产品都有可能在创客手中实现。创客在这种带有加工车间和工作室功能的软硬件开放实验室(创客空间)里将创意变成产品原型,即实现从0到1。
      对很多中国人而言,“创客”还是个较为陌生的概念,但凭借蓬勃生命力和强劲发展势头,创客正在悄然影响着传统制造业。许多创客空间在产品设计和原型创意基础上,还延伸了兼具产品孵化和企业孵化的功能,在这里不仅可以实现从1到1再到100,即从创意到产品原型再到小批量产品,还能给创客提供创业场地、管理培训、投融资、渠道销售等服务。在用户体验和互联网推动下,创客产品成为我们的个性化定制商品;也有小部分创客产品经过市场检验获得大众需求的认同,成为工业化生产的大众商品。无论哪种形式,都完成了从创意向创业的转化过程,这种转化也正是创客文化繁荣发展的本质。
      创科运动在中国的兴起时间很短却发展迅猛,国内强大的制造业生态体系,丰富的人力资源,雄厚的资本和艺术积淀是创客扎根成长的肥沃土地,它所迸发出的潜力是未来工业体系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深圳是国内创客产业链最完整的城市,被誉为创客天堂。创客在这里可以找到齐全的电子元器件,各类加工厂和技术工程人员,快速完成从创意到产品原型再到小批量生产的全过程;与深圳的务实高效相比,上海的创客显得气定神闲、回归本质,具有国外兴趣使然的创新氛围;北京创客则更具跨界协同创新及创业精神,因为北京是顶尖技术人才、文艺人才和资本机构云集的城市。
      创客群体没有职业范围和身份限制,任何人有创意、且有激情将创意变为现实的人都能成为创客。在创客空间既看不到高精端的大型仪器设备,也看不到众多发明专利和成果,创客空间里有的是热爱创造的创客,他们以兴趣为导向、以创意为起点,以体验为动力,通过自我满足的创业方式将大众群体中蕴藏的巨大创新力挖掘和释放出来。
      传统制造业以满足大众基本需求为目标,规模化生产出利润丰厚的热门产品。但随着热门产品的同质化发展和激烈竞争,大众需求会逐渐向个性化需求分解,这是经济发展给消费者选择产品带来的必然趋势。创客在这种趋势利导下产生,引领制造业从中心化和大规模型态朝着个体式和去中心化的方向发展,根据个性化需求来生产制造小众商品,给个体式制造业带来机遇。
      2013年11月,英国《经济学家》刊发的一篇题为《中国制造》的文章让中国“创客”成为焦点。该文指出,中国创客的力量不可小觑,其潜在的优势就是他们与所谓的山寨制造体系密切联系。企业之所以山寨是因为没有设计和创意,依靠模仿他人产品来生产制造,而创客恰恰是设计和创意的源泉和载体。在互联网时代,软件开源和硬件开源给中国企业提供了难得的平等创新机会。若能将创客的设计和创意嫁接于低端仿造企业,让创客的巨大创造性和制造需求与山寨企业完备的供应链资源和制造能力优势互补。或许能迸发出惊人的能量,这未必不是山寨企业转型的一条出路。
      2013年11月4日,清华大学启动创客驻校计划,计划每年聘请国内外知名创客进驻学校创客空间,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创新实践,提升跨学科的技术与创意交流。此外,多所大学甚至一部分中学和职业院校也积极推动创客教育,各具特色,充满活力的教育创客空间盘活了院校科技资源,加强了教学与实践、教育与产业之间的联动,培养出具有创新创业精神的一流人才。国内每年毕业的几百万大学生是创客运动的最佳人选,他们能将学业中萌发的创意思想和积累的研究成果衍变为创客项目。用自主创业的方式实现就业。这些创客项目转化为创业公司后,会吸引更多不同层次的社会人才加入其中。麦肯锡最近研究报告指出,由于机器人和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过去10年大型制造企业的雇佣人数持续减少,因为规模制造对自动化生产系统的紧密依赖逐步取代了人工参与,而创客运动引领的个体式制造业根据用户个性化需求来定制生产商品。对技术、工程、艺术等各行各业人工劳动力的需求巨大,必然创造出大量新的就业岗位。
      
    材料2:
      伴随着密集出台的反腐禁令,每逢佳节倍思“清”,渐渐成为中国官场的新常态。而不少事业单位基层员工和企业白领也没了以往的节日福利。不仅中秋节,过年也是“福利归零”。人们坚决支持中央反腐倡廉,但一些执行者借反腐之名拿掉职工应有福利的做法也引发了争议。以中秋节为例,在“节日反腐令”的背景下,月饼甚至成了一个敏感词。某单位员工小罗说,往年单位在中秋节时还会给员工发月饼,从去年开始就什么都没有了。“没有就没有呗,我觉得无所谓啊。”今年他准备自己上网订几盒月饼。在一家国企分公司工作的白领小姚说,以前过中秋节大家喜气洋洋地去领盒月饼,去年就感觉泠泠清清的,“给多少是一回事,哪怕只是一份月饼,也感觉公司想着我们,有种大家庭的感觉,但现在什么都没有了,确实让人很失望。一盒月饼不在价值,没有了,就也没了人情味。”
      “谁敢发呀,万一撞到枪口上怎么办?”一家事业单位的中层领导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其实我觉得发几盒月饼问题不算大。不过现在从中央到地方查得这么严,发了不一定有问题,不发肯定没问题。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呢!”
      另一家国企单位领导则表示,反腐败跟发福利完全是两回事,不能破脏水把孩子也倒掉了,该发的还是要发。记者反问他,如果有的领导趁机给自己多发福利呢?这位领导沉默了一下说:该抓的还是要抓。
    材料3:
      多年来,很多人已经习惯了道风景秀美的地方开会,并且冬天法搜南方暖和暖和,夏天到北方凉快凉快。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候鸟式开会”。早在1980年,中央就下发了《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到风景名胜区开会的通知》,2014年又再次出台规定,明令禁止到21个风景名胜区开会,并且加大监管力度,使不良会风明显好转。但是,仍有少数地方一时还不适应这种变化,仍习惯于“打擦边球”的老一套做法。比如有意选择在风景名胜区附近的地方开会,方便会后组织所谓的文化考察活动。比如为了到某个风景名胜区开会,有意将会议地点安排在途中需要在风景名胜所在地转车或者飞机中转的地方,会议名称也可以改头换面,遮人耳目,还有的故意设分会场。如此煞费苦心,无非想借着开会的机会图点儿实惠,那计划在一个旅游城市承办一届行业年会的某单位领导最近很犯难,如果真的能够常抓不懈使清廉之风形成新的常态,当然很好,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长期形成的惯性,就像在高速公路上跑时速120公里的车,能一下子刹住吗?
    材料4:
      自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狠刹“四风”以来,各地公款消费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以致于一些酒店、歌厅的生意也大不如前,甚至门庭冷落,让经营者感到很纠结。
      钱某开了一家中等规模的海鲜饭店,之前生意一直都还不错,他最倚重的是每逢周末、节假日,各种同学聚会、生日宴请、结婚喜宴、活动庆典等等,虽然让他忙的不可开交,单页乐在其中。用他的话说,这是饭店的“经济支柱”。然而,这两年的情形有点不大对,这类生意量急剧下降。2014年夏天,高考成绩公布,钱某以为一波接一波的“谢师宴”将会像往年一样闪亮登场,早早备好了每桌1888元到5888元不同档次的菜单,准备赚一笔。可奇怪的是,一桌也没有预订出去。一打听,不是学生和家长不请了,而是老师们都纷纷谢绝了。钱某有点费解:“这谢师宴又不是公款消费,学生和家长掏自个儿的腰包感谢老师的培养,这种人之常情难道也有错儿?”
      即使跟公款消费毫无关系的顾客自掏腰包的消费,也比过去有了很大改观。人少菜多、浪费严重的现象越来越少,饭后“打包”、“光盘”行动日益普遍,“这个嘛……唉!我的钱还怎么赚哪?”钱某摇着头,心情颇为复杂。
    材料5:
      南方某城市环保志愿者小黄觉得自己每天都生活在苦恼中,他和其他志愿者每个月都会上门向小区居民发放垃圾袋并现场进行分类投放指导。“有指导的时候,分类效果明显就好,但往往过一段时间,乱丢混丢的又多起来。”
      厨余垃圾处理是道中国特色的垃圾难题。环保志愿者黄小山说,中国菜中汤汤水水的厨余垃圾占垃圾总量的2/3,其中的有机物会使其变臭,而且会污染垃圾中的可回收物。
      为分出厨余垃圾,试点城市鼓励居民家庭把垃圾分干湿两类。可是即便只分出湿垃圾,准确投放率也仅有30%左右。小黄看过一则简报,其中提到呼和浩特年降雨量400毫米,年蒸发量却可达2000毫米,湿垃圾没等处理就干了。“唉,可惜我们不是呼和浩特啊!”
      小黄的母亲从老家来暂住,把家里阳台上一半的空间都堆放了废纸箱和废油瓶。“前段时间攒了一箱矿泉水瓶才卖1块多钱,卖废品现在太不划算,价格低还占地儿!”
      据估算,目前我国每年再生资源回收量有1.6亿吨,其中约8000万吨来源于生活垃圾,而我国每年产生的生活垃圾有2.5亿吨,生活垃圾的资源回收率达到30%以上。这位负责人介绍,而事实上,作为垃圾分类的重要环节,废品回收却一直没有被重视。
      小黄认为,居民把家中可回收利用的物品卖掉,是良好的生活习惯。但目前可回收物的价格较低,而又常常不能马上处理、居民无处存放,这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由于干湿分类没有做好,被弃置的垃圾当中有很多可利用的资源被湿垃圾污染了,若再进行人工分类分拣,成本很高。
      邻居张大妈刚刚把垃圾分类丢好,就看到收集垃圾的环卫工人将“可回收”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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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世纪之初问世的两部“三农”作品——《我向总理说实话》和《中国农民调查》,曾引起海内外关注,其时,农民负担之重,农村变动之剧,达到难以持续的程度。同一时期,中央政府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以此为标志的惠农之旅,持续至今。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对东中西部地区100个村庄1700余户农民的调查显示,本世纪的头10年,曾经卷入过冲突或纠纷的农户比重不到20%,大多数冲突事件虽然具有集体行动性质,但参与规模大于100人的冲突比重极低,出现围堵、械斗等激烈对抗行为的冲突也极少。
      Z教授说:“这说明当前我国农村形势整体上处于一种稳定状态。大多数纠纷和矛盾仅发生在个体之间,即使是针对政府部门、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对抗性特征的冲突,也更多倾向于通过上访、写联名信告状等制度内方式表达。”
      税费改革后,受益于农民负担减轻、惠农政策效益发挥等因素,农村形势保持总体稳定,干群关系渐趋缓和。可以说,新时期农村矛盾冲突和干群关系缓和,从根本上归功于中央一系列惠农政策。
      2.整体的稳定,并不能掩盖局部的矛盾,有时,它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2011年4月20日,H省某镇发生拆迁过程中教师W自焚事件;时隔两天的22日上午,E省某区法院正在执行司法强制拆迁时,58岁农民C正站在自家楼顶上点火自焚,七日后死亡;5月3日,D省某区城管执法人员在清河办事处拆除违法建筑时,与村民发生冲突,导致双方多人受伤。执法车辆被砸……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X说,地方经济高增长一般围绕土地展开,也就意味着土地的高圈占。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我国进入新一轮经济高增长期,各地征地拆迁事件也进入高发期,并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蔓延。
      J省兴国县县委书记1认为,部分地区不科学的发展模式、过度追求GDP的考核机制导致了一些漠视和侵害农民利益的行为的出现,特别是一些工业不发达、依赖土地财政的地区更是如此。
      专家和基层干部群众都反映.取消农业税以来,以征地为核心的土地问题已成为农村冲突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3.环保部于2011年5月底公布的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表明,对周边的环境状况,只有不到6成的农村受访者评价为“满意”或“比较满意”。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一项调查也显示,对农业生产、生活中产生的面源污染以及工业企业带来的各种点源污染,分别有三分之一和近3成受访农民表示不满意。
      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称,农村环境问题日益显现,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农村工矿污染凸显。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有加速趋势”。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调查表明,农村与环境问题有关的冲突多集中在2004年以后,且随时间推移有上升趋势。
      4.随着“三农”格局快速变革,农民诉求复杂多元,而相应的乡村治理在一些地方还显得滞后。干群关系疏远。也给农村稳定带来现实挑战和长期隐忧。
      村民反映,当前部分地区路修得越来越好、干部交通工具越配越高级、电话视频等联系工具越来越进步,而干部下乡入村调研、联系群众的积极性和本领却越来越弱。据了解,村务公开在有的地方还流于形式。成为农民不满的焦点。包括贪污受贿、侵吞集体资产、处事不公等在内的村干部作风问题,也是引发不满的重要原因。
      随着近年农村各项事业发展,农民对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在此过程中,较多出现因假劣农资、经济纠纷、农产品价格、看病贵、收入分配不公、农村社会治安案件等因索引发的矛盾冲突。这些领域由于涉及政府的公共管理和服务,更容易造成干群关系恶化。
      针对新时期农村稳定的现实矛盾与未来隐患,需进一步破除“重城轻乡”,加快推动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与新形势相应的乡村治理新机制也有待建立。
      5.当前。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很重视乡村干部作风建设,广大基层干部积极投身“三个文明”建设,深入基层、立足实际,锐意改革、致力发展,发扬民主、依法办事,最大限度地加快了农村发展的步伐.主流方向是不错的。但是少数基层干部在作风建设的某些方面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税费改革后。乡村两级组织运转出现了不少困难,无钱办事的现象比较普遍,大部分农村村级集体经济实力薄弱,在普通农民建筑工劳务工资超越百元一天的今天,每月三四百元的村干部工资明显偏低,由此导致部分村干部精神状态不佳,村干部只是应付工作,对群众急需解决的热难点问题显得束手无策。
      一些基层领导干部不爱学习、不爱钻研,市场意识淡薄,接受新事物较慢,思想观念保守,工作循规蹈矩,缺乏开拓创新的勇气和魄力;有的干部安于现状,盲目乐观,满足于“步子不大天天走,成绩不大年年有”,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和入世对农业的冲击,没有危机感和紧迫感;一些领导干部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看不到市场经济体制在日趋完善,思想深处还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对新形势下农民增收和产业结构调整缺乏深入分析,跟不上党的号召和国家的宏观政策要求,不能以市场为导向引导群众致富。
      一些乡村干部宗旨观念淡薄.为群众服务的自觉性不强,对“执政为民”、“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观念认识不到位,抱怨乡村干部的工作太杂,责任过多,压力过大。个别干部对群众反映的困难和问题漠然视之,推诿扯皮,久拖不决,使一些简单问题复杂化,最终导致矛盾激化,甚至造成群众越级上访或过激行为。一些乡干部和村干部一碰到开展活动就讲报酬,觉得一个月几百千把块钱的工资下乡搭船乘车经不起几下折腾,因此对于又苦又累的工作不是主动承担,而是极力回避。
      个别干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比较严重。工作作风飘浮,方法简单,习惯于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整天泡在“文山会海”之中,沉下身子抓落实不够;有些基层干部对复杂问题和热点问题工作方式简单粗暴,不愿意耐心做工作:一部分干部不愿意深入到困难的地方和矛盾多、问题大的地方,不能真正下去解决问题;一些领导干部不能深入进行调查研究,不能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和总结推广群众创造出的好做法、好经验;有的干部没有把身上的担子当责任、当义务,对群众缺乏深厚的感情,想服务、会服务、能服务、提供优质服务的意识和能力欠缺,“手长袖短”的现象比较突出;有的干部工作掂轻怕重,吃不了苦,受不了累,艰苦奋斗精神缺乏,奉献意识较差;有的干部光说不干,或说多于少,重言轻行,在数字上做文章,在汇报上下功夫,欺上瞒下,不抓落实。
      个别干部在处理村务上优亲厚友,甚至假公济私。如在宅基地审批、村集体土地承包、农村低保户上报、救济粮款发放等方面,标准不一样,条件不一致,不能一碗水端平。部分村干部将主要精力放在自己的事业或经营上,把管理村务当作兼职,不能坚持正规化办公,一些干部懒、散、拖,等、靠、要的思想严重。由于村干部家在农村,自己也是农民,长期大量的农村工作需要花费不少时间,每年领取一定的补助与付出的不相适应,使得少数村干部有吃亏的思想,不愿干和不想干,不严格要求自己,缺乏工作热情和责任心。遇到问题绕道走,在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首先考虑的是自身利益;在小团体利益与大局利益发生冲突时,竭力维护小团体利益,没有正确的是非观念。个别地方发生了不稳定的问题时,农村干部不是勇敢地站出来,以积极的态度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而是临阵退缩,或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态度暧昧,更有甚者是唯恐事情闹得不大。
      6.经过多年实践,我国村委会选举工作已取得明显成效,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同时贿选、腐败和暴力选举等不正当或非法行为也在进一步增多。
      从违法内容看,有拖延、不组织选举,任意指派、任命村委会成员和村选举委员会成员;有私填、涂改选票,聚众扰乱投票场所,抢夺或撕毁选票、损坏选票,焚烧票箱、殴打投票人;有买卖、伪造选票,威胁、利诱、限制选民投票,拒不交接村委会工作。有的地方,村宗派势力甚至黑恶势力参与竞选活动现象有所抬头,为保自己人竞选成功,采取恐吓、监视、跟踪,甚至雇凶打人等行为,侵犯村民合法权益。
      另外,由于现行村委会组织法对村委会候选人资格不作限制,使得一些刑满释放人员、违法犯罪正在服刑人员、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当选为村委会成员。有些能力和素质明显偏低的人当选后,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无所作为,由此引起群众上访,为农村的长期稳定埋下了隐患。
      贿选作为选举违法的一种,近几年来在我国农村基层选举中有蔓延之势。在贿选的治理上,各地遇到一些问题。一是法律规定过于原则,操作性较差,对贿选的认定有一定难度。二是调查取证难,知情举报的选民,因碍于面子或害怕打击报复,往往不愿出面作证。
      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法律规定不完善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相对滞后。从各地排查出来的选举“重点村”、“难点村”隋况看,因村务不公开、财务管理混乱而难以进行选举的村约占四成。
      1998年村委会组织法修改并正式颁布后,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都完成了两轮的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Y认为,中国农村基层选举在经历若干年后,贿选等违法现象仍然普遍存在,政府应该进行沉重的反思,一定要想办法解决。Y认为,村委会选举中存在的种种违法行为不是光靠立法就能解决的,其根源在于农村基层干部手中集中了太多的资源。他们通过出售村集体土地等获取大量的资金,却用来中饱私囊。
      要彻底解决问题,应该把村里涉及产权交易等重大经济行为的权力从村委会分离出来,交给由国家派到村里的社会工作者(或称村干事)。社工具有国家公务员身份,由政府发工资,监督并协助村长管理村务,负责管账。村长领导的村委会则专门负责村公共事务的管理。
      “只有当村干部的手里干净的时候,村委会的选举才能变得干净。”Y说。
      7.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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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009年,一群来自深圳的普通工人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周刊一出版,中国工人的灿烂笑容,瞬间给处于经济低迷的世界带来希望。他们坚毅的目光,质朴的外表,倔强的神态,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工人的性格,这种性格,为“中国制造”贴上光亮的标签。中国工人一直以勤劳、坚韧的姿态出现在历史各个时期。建国之初,“咱们工人有力量”这昂扬的旋律曾伴随共和国的成长,点亮了一个时代。无论是石油开采,还是钢铁制造,各个行业都闪耀着工人的光彩,“工人老大哥”成为令人艳羡的称呼。工人成了国家和工厂主人,这极大地激发了工作的工作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大庆的“铁人”王进喜“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忘我拼搏精神,老英雄孟泰“为鞍钢谱写的一曲自力更生的凯歌”的创业精神,激励着工人们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生产奇迹,为共和国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工人的内心骄傲是那么强烈,归属感油然而生。
    随着时代的更替,社会条件发生转变,生产方式进行了变更。在一段历史时期,农民工成为中国独有的劳动用工方式,一定程度上消化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以低成本支持着工业化发展。改革开放早期,农民工是一批将外出务工作为副业的农村人口,出外出务工而带来的财富转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平衡城乡差距的作用。但这种情况随着农民工群体的代际更替发生了变化,“80后”“9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客观上已经无法回到农村,他们成了新时代的“新工人”。
    2.“她们太没有责任心了,上班的时候还玩手机,聊天,哪像我们呀。”陈青头一扭,提高声调对着李婉芸说,李婉芸笑了笑,不做声。
    这是条小小的商业街,有可供歇脚的长凳,时近黄昏,“70后”陈青和“90后”李婉芸在此聊着天。街外,由于植被稀少,工业园区被巨大而又沉闷的灰色笼罩,灰色的天,灰色的厂房,身着蓝色和浅灰色工装的女工们来来往往,货车和摩托车四处穿梭。这个工业区的高峰时期,曾工作和居住着8万人,但随着企业部分产能的向外转移,现在只有3万人左右了。人群的聚散,青春的过往,10年前就来到这里的湖南人陈青是目睹者,就连她自己,也是几进几出,换厂、结婚、生孩子,在生活中,她以家乡为据点,在工作中,她以这里为据点,两边穿梭,沉默又坚韧。
    去年刚刚高中毕业的李婉芸是新一批的落脚者,她说她也认同陈青对她们年轻人的看法,但时代不同了,现在的选择多多啊,年轻人可没有那么好的耐性,绝大部分人的志向并不在那些单调枯燥的生产线上,不愿干了就走呗。像她这样的年轻人,如今已经成为她所在城区外来务工人员的主流。这个庞大而年轻的外来工群体的归依,正在给中国社会的发展提出越来越现实的挑战。
    来自湖北荆州,现在在这个工业区一家外资企业打工的一名李姓男员工说:“我们四周是高高的围墙,还有铁丝网,戒备森严,好像监狱一样,连上厕所都限定时间,平均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已经在广州打工7年的小王,今年25岁,也在这家厂里上班,他的话语里藏着许多无奈:“你看我们的厂房,条件好着呢。可是,一进车间,所有人就失去了名字。工人密密麻麻地坐着,工作的时候根本没空说上一句话,得死命盯着手里的活,稍微一放松,零件从你眼前滑过,钱就从你眼前溜走了,因为我们都是计件工资。最近我总是想起卓别林的经典电影《摩登时代》,有时我会想,我们是不是和电影中的夏尔洛很像?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我们!”但是,这家厂的厂长助理王先生却说:“现在的年轻工人,已与他们的父辈不同,并不满足于做工挣钱。他们大多受过初中以上教育,对自由、个人尊重越来越重视,如果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马上就会跳槽。企业如果不能有一批长期忠诚的骨干,企业壮大和职工发展都很难谈得上。”
    一项调查显示,当下国内仅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有人评价道:“中国的工人获得了美国《时代》周刊的认同,却没有在中国获得普遍的认同。”在一些人的眼中,中国的工人,现在基本成了流水线操作者的代名词,是不需要多高技术的作业者。劳动力,不仅仅是生产要素,更是一个有着喜怒哀乐,有着梦想和追求,有着家庭生活的活生生的人。他们不仅要安身立命,他们也要有尊严,甚至还要——抬头仰望星空。诺贝尔奖获得者、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在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中,经济发展是必然的事情。相比较于经济的发展,更为重要的事情是让更多的人——尤其是普通人,能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显然,这句话同样契合中国的实际,中国工人,需要时代的认同,需要社会的尊重,还需要有发自内心的骄傲。
    3.盛昌是一家制鞋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是耐克在深圳的主要代工厂,规模最大时达10万人之多。如今它偏居一隅,隐藏在一段年久失修的小路最深处,周围只有几处零散的小作坊。“盛昌曾是横岗地区知名的企业,除了耐克,盛昌也为其他跨国公司代工。”该厂安全生产负贵人沈先生介绍,“现在只能接到一些小品牌的零散订单,这在以前根本不会接。现在用工成本很高,熟练工的工资涨得更快。对我们来说,加薪是找死,不加薪是等死。现在耐克将代工企业逐步外迁,我们现在真是有心无力了。”就连盛昌对面卖奶茶的大娘都深切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她说“这两年生意太难做了,一杯奶茶只卖到1块钱,在深圳这样的高消费城市,已经无法再便宜了,可是现在就是这1块钱的奶茶都不好卖了。”这样一家效益曾经很好的代工企业,现在雇员仅剩三四千人,正可谓“盛极而衰”。
    全国何止成千上万个盛昌?“中国制造”曾经疯狂席卷全球,阿富汗人骑的自行车,越南人骑的摩托车,巴基斯坦小店里摆放的文具用品,美国人看的电视机和穿的衣服,欧洲人用的家电和玩具,都贴着“中国制造”的标签,中国一度成为了“世界工厂”。然而,中国的“世界工厂”名号只是“代工厂”的另一种说法。这些企业靠的仅是低技术含量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链。随着劳动力优势的逐渐丧失,一度曾把为世界品牌代工视为骄傲的工厂,现在不得不面临疲于维持状态,甚至走上破产的命运。中国的工业化发展似乎陷入了某种困境,靠廉价劳动力优势支撑起来的国家经济发展,如同竭泽而渔。
    A市是长三角经济圈中一个重要的新兴工商城市,以制造业为主体,经济发达。近年,A市的制造业一样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制约因素,过去以代工制造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越来越受到挑战。如何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A市探索在产品发展设计、研发和营销向两头延伸的同时,实施中间分离,在现代制造业中拓展现代服务业,既助推现代制造业进一步发展,也实现了产业整体转型升级。在A市,很多企业剥离主副业,实施二三产拓展分离。比如从玩具制造企业中,拓展分离出了玩具商贸有限公司,由其专门从事市场推广、品牌塑造和商品销售。剥离后,产品研发、品牌塑造、销售可以走上专业化、社会化和市场化发展的道路,实现做强做大的目标。通过转型升级,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提升了自主创新的能力,逐渐塑造起自己的品牌,不再依附于代工模式,最终实现外资和民资、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两翼齐飞的局面。
    发展经济就像开汽车一样,在直道上可以快一点,但如果要转90度或更大角度的弯,就必须要把速度降下来。不论是因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之中,还是因为本身的发展需要,中国的制造业都亟待转型升级,在转型期,会出现像盛昌一样“盛极而衰”的企业,也会涌现出像A市这样的成功经验。
    4.某大学的陈博士认为,劳动力短缺对于未来中国发展来说是个积极的信号。短缺的劳动力市场会使我们开始关注劳动力资源对于中国崛起梦想的重要性。只有当为这种稀缺的劳动力资源支付更高的报酬时,我们才会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而技术创新也会随之绽放。他说,如今有的人在谈论中国屈崛起之际,总爱用那些以廉价劳动力堆积出来的GDP和羽翼渐丰的国际影响力作为他们的例证,这是一种认识的误区。他介绍到,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杰里夫*萨克斯教授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资源诅咒”现象: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并没有获得想象中的高速经济增长,比如,拥有丰富资源的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正经历着较低增长或者还在痛苦的经济增长中挣扎;而相反的是,韩国、新加坡和瑞士等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经济却表现出异常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现在来看,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俄罗斯也已陷入“石油诅咒”的陷阱之中。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顺取逆守的资本家在获得原始资本积累之后,非但没有像新自由主义者所期望的那样,向社会支付再生产所需要的市场价格,反而利用与地方政府以及其他政治力量的强大勾结,向工人支付低于再生产所需的低工资,以更低的价格继续获得大片优良的自然资源。陈博士说:“我并不担心处于发展轨道的中国会像俄罗斯那样陷入‘石油诅咒’陷阱,但是非常担忧会陷入‘人口诅咒’的陷阱。”目前中国制造业如若不应对得当,极有可能沦为建立在沙子上的王国,难以经受真正的风雨洗礼。
    5.当虚拟经济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沉迷于金融市场的海洋里,实体经济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在“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风暴里,发达国家从高速增长一下子跌入茫茫沼泽地。经此一劫,发达国家认识到:脱离制造业的虚拟经济“虚火”,是酿成危机进而造成全球经济长期低迷的主因。卢*兰奇是美国通用电气家电业务的设计主管,他说:“过去我们曾认为我们负责设计然后控制销售就万事大吉,现在我们发现这是个错误,一旦你把生产转移出去,就很可能再也回不来了。而这种变化是一点点显现的:当你第一次把烤面包机和热水器转移到海外生产时,你还知道如何制作这些产品,因为昨天、上个月或者上个季度你还在生产它们;但是当产品更新换代、技术不断进步后,为降低成本而不断更换代工厂的时候,设计产品的人与生产产品的人之间的差距就像太平洋一样宽广。”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开始认识到,过去十几年美国经济生活的外包浪潮是个严重的错误。
    现在,回归实业几乎成为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共同的战略选择。美国从2009年到2012年,先后推出了《美目制造业振兴法案》“购买美国货”“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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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黑熊被活体取胆汁的现象引起社会极大关注。有网民披露:“熊肚上有一道永远无法痊愈的刀口,一个瘘管直通熊的胆囊,外连一根透明的塑料软管,平时用一种粘性很强的敷料把软管和创面包扎起来,抽取胆汁时打开包扎,将针筒插入塑料软管,在抽吸墨绿色的胆汁时,熊张大嘴,两眼暴凸,肝区颤个不停。最要命的是,那针筒为了等候胆汁而时抽时停,熊的哀叫也就呈现一种间歇性的上滑颤音和下滑颤音……”
    在某医药协会2012年2月16日召开的媒体沟通会后,协会有关人士F关于“熊在无管引流过程中很舒服”的表达,已在网上广为流传。F一再表明:“如今活熊取胆是自体透管,无痛引流,并未对黑熊产生影响。”
    但世界保护动物协会项目委员向记者表示,实际上从熊第一次做手术准备取胆起,对熊的疼痛的“虐待”就存在,因为手术对专业要求是相当高的,而目前并不知道手术的成功率、引发的疾病及并发症等数据。
    在一次相关研讨会上,某医科大学J教授介绍了人工熊胆的坎坷历程。
    此前,F曾表示:“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替代品出现,更不能简单地根据主治功能用草药代替。”也有专家表示,熊胆没有替代品。
    但J教授介绍说,人工熊胆于1983年经卫生部批准立项,相继由某药科大学单位共同承担。科研人员经过几十次配方选择,最终使人工熊胆的化学组成、理化性质、稳定性等均与优质天然熊胆一致,主要有效成分相同、含量接近,而且质量稳定。并由上海某医院完成了二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治疗急性扁桃体炎已经肝火亢盛型高血压,人工熊胆与天然熊胆的疗效无显著性差异。
    J教授说,到2007年,人工熊胆完成了研制、试验等全部工作,一直在等待国家批准。
    J教授还介绍说,“我们研制的人工熊胆的主要成分的含量和优质天然熊胆一致,且质量稳定”,而活熊取出的胆汁和优质天然熊胆相差甚远,因为引流熊的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与真正的天然熊截然不同,引流熊的胆汁在肝肠循环不足,加之长期引流使引流口发生了生理变化,所以质量很不稳定。
    广州一家医院的丁医师日前表示,活熊取胆肯定有创伤,创口长期不愈合就容易发炎,而为避免发炎,多半会给熊使用抗生素,那么取胆制药的药效就因此会打折扣,亚洲动物基金会负责人表示,在养熊场的黑熊胆汁中曾多次发现抗生素残留。
    此前,亚洲动物基金中国区Z先生曾说,熊取胆伤口长年不愈,且插入导管取胆时很难彻底消毒,所以熊的取胆口常常发炎溃疡,肝胆病变也十分常见,导致胆囊感染、肝脏感染甚至癌症,“可能会给消费者带来健康威胁”。
    有关某公司G公司“活熊取胆是保护中医”的借口,目前看来难以自圆其说。
    2月15日,有记者报道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资料显示,在G公司目前生活的熊胆产品中,除了“熊胆粉”和“熊胆胶囊”获得批号外,其他30多种产品均未获得熊胆药品或含熊胆药品批号,主要为熊胆茶,清甘茶等保健产品。不过,G公司还没有一种产品获得任何保健品批准字号。
    中国保健协会表示,尽管国内目前尚未取消活熊取胆,但其根本原则是“熊胆入药”,如果厂家并非把熊胆“入药”而是挪作他用,毫无疑问应予以严格限制。
    亚洲动物基金中国对外事务总监也曾表示,以G公司的一款产品为例,仅仅1克熊胆粉被包装在50厘米见方的盒子里,包装得很豪华,售价也高达400多元,“大部分的熊胆消费都是礼品消费,而不是药品消费。而这些礼品消费都是建立在黑熊的痛苦之上的。”G公司的这种做法,在全国医药业具有某种普遍性。
    “活熊取胆汁存废”问题也引起了舆论界的热议,一种声音认为:很多人吃牛肉、吃羊肉,这比插管取胆残忍多了,活熊有为人服务的义务,而另一种声音则认为:“我们应该明白,人类不过是自然界中普遍而年轻的物种,就像我们不能剥夺他人的生命一样,我们也不能随意作践自然,作践动物,对自然与生命以仁爱心对待,以敬畏心对待,这从人性要求的情操和素质,也是我们必须履行的义务。”
    2、某大报2012年2月27日发表了一篇学者著名文章,内容概要如下:
    放在“熊胆入药以治病救人”的前提下探讨“黑熊在被取胆汁的过程中是不是舒服”这样一个破有点小资情调的话题,好像迂腐得很:全球人口每天吃掉的动物难以计数,无论饲养还是屠宰,人类难道问过动物舒不舒服?哪个动物不愿意活得自由自在且顺乎自然地“终其天年”?但人不吃肉行吗?“君子远庖厨”不过是说“吃的人不杀,杀的人不吃”而已。
    当代西方环境伦理主张赋予一切生命体包括动物平等的“伦理权利”,就像人类人人平等一样。这一“动物的平等伦理权利”的设想立意是高尚的,胸襟是开阔的,情怀是利他的,但其基本理论依据始终是成问题的,这一理念建立在生态平衡的概念之上:每一物种都在生态系统中有其地位,每一物种都是生态链中的重要一环,起着相互平衡的作用,而每个物种都是由个体组成的,所以,每一动物个体都有平等的伦理权利。
    如此论证看似严谨,实际上存在看不见的“伦理悖论”。因为在环环相扣的生态系统中,某个特定物种所履行的生态功能恰恰是或者给其他物种做食物,或者以其他物种为食物,所以物种的伦理权利应该建立在该物种的个体牺牲自己的基础上,个体的牺牲往往构成了物种生存以及繁衍下去的基本前提。
    将物种与个体的这层关系放到生活场景中来认识,就是说动物的伦理权利只是物种层面的权利,而不是个体层面的权利,保护物种不等于保护该物种的每一个个体。相反,人吃鸡越多,鸡这一物种繁衍得越多。同样道理,支持活熊取胆汁的人士提出,“对一部分黑熊抽取胆汁,可以避免猎杀更多的野生黑熊;自从有了活熊取胆汁技术之后,野外黑熊种群增加,数量增多,所以此举客观上保护了黑熊物种”。对此说法,倒也不能完全斥之为狡辩。
    然而问题在于,站在环境伦理的立场上,即使动物个体“应该为种群做出牺牲”,也仍然享有自己的伦理权利。首先,在乱杀滥捕的情况下,个体的牺牲并不能换取种群的生存,此时,该物种中剩下的任一个体的生存都具有生态意义上的伦理地位,否则,动物伦理就变成了对生态重要性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保护生态也便名存实亡了。在中国,如有人猎杀大熊猫等国家法定的保护动物,要处以刑罚,相关法规的伦理依据就在于此;在此情形下,有人无论以救急、救穷,还是救命为理由自辩,都不可能得到法院和公众的同情。
    其次,在动物为其生态功能,比如供人食用、制作裘皮或者入药治病而牺牲的时候,个体的伦理权利表现为不应遭受无谓甚或无度的痛苦。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有一些可以追求感官刺激、不顾动物痛苦的内容,如“鱼炸熟了,嘴还在动”和“活割驴肉”、“活吃猴脑”之类,这些都属于严重侵犯动物伦理权利的行为--因为如此吃法与获取营养这一生物学的必要性完全不相干,纯粹为了满足某些个人以残害动物取乐的变态心理。现在,这类“菜肴”在素来好吃的国人中日渐式微,说明尽管眼下支持活熊取胆汁的人还为数不少,但一些基本的动物伦理观念确已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越来越多的国人,这是民族心智进步的表现。
    3、有网民公布了一组虐猫视频截图:一女子用尖尖的高跟鞋鞋跟对一只小猫肆践踏,手段极其残忍,这就是轰动一时的M县女子虐猫事件。“虐猫事件”一夜之间成为在各大网站的热帖,评论成千上万,数天内席卷了国内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网友们愤慨万分,对虐猫女子声讨谴责,誓言要揪出凶手,网上掀起“缉凶”狂潮,经过网友狂潮,经过网友收集信息、搜索、排查,“疑犯”身份陆续曝光--除了虐猫女,M县有关单位工作人员也参与了虐猫的拍摄过程。
    虐猫视频中的关键人物被披露后,引起了M县的高度重视。县政府当即派出工作人员对虐猫事件当事人开展了调查,并召开了紧急专题会议,纪检、宣传、检察、法制、监察、公安、文化等部门参加了会议,对虐猫事件调查处理处理情况作了汇报。从调查情况看,虐猫时间拍摄现场为M县一沿江风景区,参与者有一个名已经主动承认了事实。虽然参与者参与的原因、动机以及是否被其他组织引诱,利用还有待进一步查证,但此事在M县发生并有M县多人参与,县政府对此表示愤慨、谴责和遗憾。“考虑到参与者的行为已经严重违背了社会公德,其行为与其从事的职业极不相乘,所以,从即日起由当事人所在单位立即停止其工作,接受调查。建议其中一名可能参与事件的嫌疑人不知去向,责成其所在单位和有关部门采取多方面、有关部门汇报道。据称,在这次会议上,M县人民政府还对可能涉及到的法律问题进行细致,并向上级主管机构和法律权威部门请求协助,为今后对参与者进行处理提供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最后责成相关部门依照党纪、政纪和法律作出严肃公正的处理,给社会、媒体和网名一个满意的交代。
    4、法治报道了某市H区暴发狂犬病疫情以及随后的处理情况。具体报道如下:
    进入3月以来,某市H区暴发狂犬病疫,情截止目前,有11人患狂犬病死多人被狗咬伤,这些数字还有继续增加的趋势,随后,当地部门为控制疫情,捕杀了三万多只狗,遭到众多爱狗人士的激烈批评,使H区一度陷入”屠狗风波“的舆论漩涡。
    H区许多群众有养犬的习惯。全区拥有各类犬37万多只,这意味中平均每10个人就拥有一只狗。部分群众认识不足,管理不善,随意遗留造成大量流浪犬。犬只随意流动是导致狂犬病疫情蔓延的主要原因。
    H区连续召开狂犬疫防控紧急会议,指出狂犬病已严重危害到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一场为期30天的集中整治犬类活动在全区紧急开展。
    政府强调:所有犬只必须进行免疫并办理相关证件,一律实行拴养和圈养。严格携犬进入商场、市场、学校、公园等公共场合,一经发现一律予以强制捕杀,记者在政府发布的通告上看到如下条文:”各乡镇实施组织有由公安、农业、城管等部门组成的专业队伍对未免疫的犬只进行捕杀,犬主不得进行阻拦,不得要求赔偿,群众也可以自行组织捕杀犬只。“
    需要养狗人惶恐不安:以前H区对犬类实行挂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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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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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三为自己投保意外伤害保险,保额10万,张三确定李四为受益人.如果张三因意外伤害死亡后,赔款10万元应支付给()
    A.
    张三的配偶
    B.
    张三的子女
    C.
    李四
    D.
    张三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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