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定材科：

1.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提法纳入中央正式文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些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农民工约有1亿人，占农民工总数的60%以上。

2.元宵刚过，听着MP4、哼着流行歌曲、穿着时尚的小阮走进了天河区的一家职业介绍所，开始了他新一轮的打工求职路。小阮来自粤东的南澳县，今年24岁，已在珠三角打工3年。无论是衣着打扮还是求职观点，小阮都完全*了传统意义的农民工形象。

像小阮这种80后、90后出生的农民工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有近1亿人，约占农民工总数60%。在广东2600万农民工中，这个比重更高达75%，约有1462万人，这个群体已成为城市用工的主力。这个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主体的群体越来越受到各界注重，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有评论认为，这个庞大的群体将决定中国的未来。

3.“在村里呆不下去，即使自己家人不说什么，村里的老人们也会指指点点，说一个大小伙子，整天窝在家里没出息，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人。”在北京一家印刷厂做工的王小帅一脸苦笑，“再说，我也不可能就留在家里务农，家里地不多，根本用不着我干，村里的年轻人该上学的都上学去了，该打工的都打工去了，基本没剩什么同龄人。

无论听别人说还是从电视上看，城里都带着一种吸引力，我一直都想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从王小帅身上我们能够感知，上亿新生代农民工是如何走出农村大地的。

跟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成长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跟父辈一样还是农民身份，但他们的手上没有务农留下的老茧。“我们这个代打工的目的就是为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让他们从小就读书，不让他们干农活，所以他们对农活门道儿一点不懂。”作为第一代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建工城建市政一公司路面工程处农工班班长康厚明深知子代与他们的不同。

新生代农民工往往一跨出校门便进入城市打工，所以他们缺乏对乡土的依恋，很多人不愿再回到田间。李冬妮委员说：“对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虽然他们的故乡依然是农村，但这个故乡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越来越远，只停留在逢年过节的探亲之中。”丁克美代表是湖北省仙桃市剅河镇黄桥村党支部书记，她介绍说，村里的年轻人极少有打工后又转回来务农的，“回来怎么生存?一个人一亩多地。”另一方面，城市里琳琅满目的商品、五光十色的生活、潜在的发展机遇、方便的上网条件、酒吧、卡拉0K等新潮的娱乐方式也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不甘寂寞的年轻一代。也正因为如此，郗杰英委员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向城市的流动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贡献在城市，保障靠农村;年轻在城市，养老回农村”是多年来中国农民工城乡“候鸟”式生活的真实写照。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崛起的“新生代农民工，，似乎不愿意再做一只“候鸟”，而是更愿意将城市作为永久的栖息之地。

4.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建工城建市政一公司路面工程处农工班班长康厚明的农工班里有80多人，基本上都在40岁左右。“因为建筑工地工作环境脏，劳动强度大，年轻人不愿意干，很多人没干两天就走了。”有“农民工司令”之称的张全收代表认为，这是因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家里都是四五个兄弟姐妹，而八九十年代出生的

孩子一般家里就一两个。“新生代条件好，对务工环境很挑剔，稍微有点难度的活就不想干了。”

很多农民向康厚明代表反映，他们的子女在外打工，工作还很不稳定，在一个地方打工半年就算时间长的，很多年轻人打工两三年不但没有一分钱存款，还得“啃老”。康厚明代表说：“这里有工资普遍偏低、工作太苦太累，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做的原因，也有工资高的岗位技能要求高，他们又无法胜任的原因。”

王小帅刚到北京时并不是在现在就职的工厂里面整天用计算机工作，而是在海淀区的一处建筑工地做电工。“因为我刚来时什么都不会，只能做小工，每天早晨六点半就起来，一般要忙到晚上六七点钟。整日蓬头垢面，衣服也是在铁管上蹭来蹭去满是铁锈，吃得也不好。”2004年，他到技校学习了一年计算机应用知识，有幸被介绍到现在的单位“我觉得知识太重要了，现在边工作边读成人高考的大专，我学完这个大专学历后，还想读自考本科⋯⋯”小帅说。

郗杰英委员说，“新生代农民工倾向选择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而且继续学习和再发展的愿望比较强烈。上一代农民工肩负养育孩子的重任，大多不计劳苦，愿意选择收入较高的工作。相比之下，新生代农民工更年轻、文化水准更高、见识也更广，他们心中的目标也远不止打工挣钱这么简单。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渴望更多的知识，为日后融人城市作准备。”

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分布开始由繁重的体力劳动岗位向其他领域扩展，整体就业质量正在持续提升。郗杰英委员分析，这个方面是因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及农民工人数的持续增长，使新岗位持续增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年轻一代的农民工文化素质较第一代农民工高、求职期望也更高。“但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仍然较低，他们绝绝大部分外出前没掌握必要的专业技能，不了解工业生产的基本规范，所以，新生代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产业，并逐渐成为从业人员主体。”

相关专家认为，就身处环境来说，上一代农民工处在劳动力“无限供给”、薪酬可被尽量压低的年代，因为没什么选择，不能不忍辱负重;而新生代农民工处在当前劳动力“有限过剩”、薪酬理应适时提升的年代，他们有了相对大的选择空间。就行为特征来说，有别于父辈的“生存型、节约型、单身型”，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发展型、消费性和家庭型，，务工方式，他们的受教育水准和职业期望值更高，融入城市并转换身份的意愿更强。

5.2008年底爆发的金融危机，让劳务工门终于看清了形势：经济遭遇危机，破产企业增多，就业岗位减少，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首遭淘汰的必然是那些缺少技能、素质不高的打工者。

曾在东莞一制鞋厂做普工的张亚萍就是被裁队伍中的一员。张亚萍三年前进了东莞一家鞋厂，她做的是成型工序，技能含量比较低。金融危机来袭后，厂里的订单一下子减少了，厂方无力支付200多位员工的工资，于是宣布裁员，打帮、针车、夹包等技术工人留下，其余的领完工资另觅出路。

技能就是本钱，没有本钱的普通务工者，在就业市场上几乎没有话语权。“我们就是一颗普通的螺丝钉，把你拧下，不愁没有人顶。”张亚萍说。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这些频繁转换工作的务工人员绝大部分没有受过技能培训。很多接受采访的务工人员告诉记者，只身出来打工的很少，绝大部分是依托亲戚老乡，一带一带出来的。在南京一家电子厂打工的章萍萍就是在姐夫的协助下出来的，进厂时，厂方仅仅实行了简单的安全操作培训，就由熟练工人带着上了流水线。初中毕业的章萍萍说：“一个班下来就学会了。”

清水县劳务办书记黄天德说：“除非是劳务派遣的外出务工者，依靠家族帮带出去的务工人员则很难组织培训。”即便如此，“每年农民工返乡休整期，劳务办会组织外出务工人员实行为期一个月的短

期培训。”黄天德说，“哪个乡镇的外出务工人员多，培训班就开到哪里。”

清水县是一个劳务输出大县，每年外出务工人员达到5.67万人。

清水县的这种简单培训模式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引导性培训，主要是让外出务工人员掌握《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了解如何讨薪维权;二是简单技术培训，主要针对家政服务以及建筑行业的瓦工、钢筋工等培训。黄天德说：“培训的效果是明显的。”他举例说，以前如果去建筑工地打工，你要应聘钢筋工，工头会让你干上一段时间才考虑是否要你，经过培训后，市一级劳动保障部门就会发给你初级钢筋工的技能证书，你开始上班的第一天就能够按照这个技术级别拿工钱了。

清水培训模式的前景似乎诱人，但是如何说服外出务工人员参加培训，是劳务办最头疼的事情。“一个尴尬的数字是，全县参加培训的外出务工人员的比例仅有10%。”黄天德说。这位长期从事劳务工作的基层官员认为，一些年龄较大的外出务工人员上有老、下有小，短暂的回家休整期主要是干家务活，他们没时间也没精力来参加培训;还有些外出务工人员认为，找工作抢的是时间，春节后是企业的用工高峰期，你不赶快出去找，再等一两个月，人都招满了，谁还要你?还有人对培训的效果持质疑态度：“这种免费培训，好多都是做样子的，要学的话，边干边学不就成了?!”

6.已经在印染厂工作好几年的邱其良，表现其实很不错。不过2009年7月，他还是辞掉了这份工作，决定到清远技校学习半年汽车修理，然后换一个工作环境。对于将来，邱其良自己有了打算：“有了一技之长，我就要到广州这些大城市去闯一闯。”

如今，在各类农民工培训中心，学技能、做城里人成为一张张年轻面孔的共同梦想。经过培训的新型农民工正加快转变为技能型工人，提升了就业水平和工资待遇。

来自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区的小廖说，培训改变了他的人生。2003年初中毕业后，小廖选择南下，开始了自己的打工岁月。在工厂做过普工，做过商场售货员，辗转多份工作后，她决定参加技能培训，学习一技之长。2007年前后，小廖参加职业培训，考取了服务业内的一个从业资格证书，2009年通过深圳市招调工考试，终于结束了自己“来深建设者”的身份，拥有了深圳市的户籍。因为自己的勤奋和努力，2008年她开始成为“可颁坊”连锁店的店长。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