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10日，李海和王健签订《关于成立国利税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协议》，协议约定：事务所负责人由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担任，李海为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各合伙人认缴的出资额、出资方式和出资比例为李海货币出资6万元，占60%，王健货币出资4万元，占40%，合计10万元；合伙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事务所造成损失的，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合伙人会议可以决议将其除名；合伙人会议行使的职权包括制定和修改事务所业务标准、程序等；合伙人定期会议召开15日前，临时会议召开10日前，会议召集人应将会议日期、地点、会议期限、审议事项、联系人等事项书面通知全体合伙人；执行合伙人的职责包括召集和主持合伙人会议，主持事务所日常工作等。2019年3月，工商行政管理局向事务所颁发合伙企业营业执照，合伙企业名称为“国利税务师事务所”，合伙事务执行人为李海。2019年8月18日，王健向李海书面提出：“由于合伙人之间没有诚意合作下去，现提出散伙。”李海未同意。2019年8月19日，事务所形成《关于所长外出期间事务所特别管理办法》，该《办法》对2019年8月31日至2019年11月30日李海在英国考察学习期间事务所印章管理、报告管理、财务及行政管理等事项作出了规定，具体内客包括公章由王健负责、财务专用章由陈鸽负责、负责人印章由秦获负责、李海的注册会计师印章由李明负责，其他未提及的印章由原保管人负责，所有印章的使用均需做好记录，该《办法》由事务所成员李海、陈鸽、刘成、秦获和李明签字，王健未签字。李海于2019年9月3日出国考察学习，李海出国考察期间，王健于2019年9月15日发电子邮件通知李海于2019年9月18日到事务所的会议室召开合伙人临时会议，2019年9月18日王健召开合伙人临时会议，形成《会议纪要》，决定对李海予以除名处理。该会议纪要由王健一人签名。同日，王健将该《会议纪要》及除名通知书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李海。李海于2019年11月27日回国，次日在事务所会议室召开临时合伙人会议，李海和王健参加会议，陈鸽、刘成、秦获和李明列席会议，陈鸽作会议记录。会议作出《关于撤销2019年9月18日王健擅自召开合伙人临时会议“会议纪要”及“除名通知书”的决议》，李海和列席人员在《会议纪要》上签字，王健未签字。11月28日，李海通知全体员工将事务所搬迁至新址，但未通知王健，当日下午，王健到公安局报警称：当日11点50分，王健到事务所，用钥匙打开环形锁进入办公室，发现办公室里面的一台惠普台式电脑、一台兄弟牌打印传真复印一体机、二个铁皮柜、一只保险箱没有了，铁皮箱和保险柜里面都是客户资料和事务所的文件材料。后来，王健打电话给事务所员工，才得知事务所已搬家。2019年11月29日，王健持事务所原公章以事务所名义对李海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判令李海归还事务所有关印章、营业执照等事务所经营资料，并赔偿因私藏事务所文件给事务所造成的损失14万元。法院于2020年2月24日下达《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王健的起诉。2020年2月1日，王健持事务所原公章以事务所名义又对李海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判令李海返还事务所各项服务费15万元。法院于2020年5月1日下达《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王健的起诉。上述两案诉讼期间，李海曾于2020年2月1日向王健寄出临时合伙人会议通知的邮件，内容为定于2020年2月24日召开临时合伙人会议，会议为期一个小时，会议内容为审议将合伙人王健除名一事，该邮件于2020年2月12日遭拒收退回。该案2020年2月23日庭审中，李海代理人问王健：“李海使用手机短信、邮件通知你于2020年2月24日参加临时合伙人会议，是否知晓？”王健回答：“李海已被除名，李海要求开会与我无关。”2020年2月24日，李海召开临时合伙人会议，王健未出席，会议通过决议将王健除名，出席会议的有李海和事务所员工刘成等人。2020年2月25日，李海向王健寄出会议决议邮件，该邮件于2020年2月27日遭拒收退回。2020年7月11日王健再次起诉李海和事务所，要求法院判决：1.被告事务所制作的《关于所长外出期间事务所特别管理办法》无效；2.被告李海不再是事务所的合伙人。下列关于事务所性质的说法中，正确的有（）。

A.根据合伙协议的内容，该事务所属于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B.根据该事务所经营业务，该事务所属于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C.该事务所属于有限合伙企业

D.该事务所属于普通合伙企业

E.该事务所是有限责任与无限连带责任相结合的合伙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