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
30多年前，刚结婚的陈霞和丈夫蜜月旅行，从老家霍县乘坐小巴车，在土路上颠簸了3个小时才到达安平市。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晨从安平市乘坐早晨6点的客车，晚上8点才到南京。
“现在，早上在家从容地吃完早饭，网上订个高铁票，‘滴滴’叫个车，30分钟到安平站，再乘坐高铁1个半小时就可以赶到南京吃午饭了。”现已年近花甲的陈霞感慨道，“现在的年轻人度蜜月，没有到不了的远方。”
陈霞的感慨，引发了许多人的共鸣。广西的张健至今保留着一封1986年的家书。那一年，他被上海市交通学校录取。张健的父亲在家书中用简单的几行字,道出了当时的“漫漫长路”：“我上月26日在南宁送你上车后，乘下午4点22分的火车到玉林下车……等待回县城的车，直到晚上８点半都没等到，后来搭一辆老乡的大货车回县里,半夜才到家。”
在张健求学期间,南宁至上海的直达特快列车每天仅有一趟，全程42个小时。“如此漫长的旅程，由于开窗透气，蒸汽机车飞扬的煤灰从开启的车窗飘入，让白衫变成黑衣。”如今，南宁与上海之间已有高铁、特快列车、快速列车开行，多个车次可供选择，最快的高铁车次全程只要12个小时。去年8月，张健从南宁出发回乡探望父亲，零距离换乘动车、班车，全程仅用3个小时。不仅是陆路交通，张健家乡人坐飞机也越来越方便了。前些年，玉林市和南宁之间的航线也开通了。
陈霞和张健的经历是我国交通大发展的一个缩影。
党的十八大后，中国铁路进入了新一轮的高速发展期。2016年，铁路部门调整了列车运行图，新图安排开行旅客列车3400多对，其中动车组列车2100多对，普速列车1200多对。旅客列车比原来增加近300对，增加的部分向二、三线和中西部城市倾斜。截至2017年底，高铁营业里程2.5万公里，占世界高铁营业里程的三分之二；高速公路里程达13.6万公里，居世界之首；民用航空机场共229个,是改革开放初期的3倍……
让阳县自行车运动协会资深会员孙春想不到的是，几十年后，自行车竞然又成了人们喜欢的出行方式之一。孙春回忆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被外界称为“自行车王国”。能有一销“永久”或“凤凰”牌自行车，不亚于现在的小汽车。后来，随着摩托车、电动车、汽车的兴起，自行车渐渐没落。近两年来，共享单
车在各地兴起，解决了人们“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自行车迎来了“新生”。与40年前不同的是，如今的自行车只是人们众多出行方式的选择之一。这个看似回到原点的出行方式，背后却是交通工具插上互联网翅膀后的又一次更新选代。
“互取网+交通”正在满足人们个性化、多元化、便捷化的出行需求。买列车票再也不用到车站排队，在家里动动手指就可以实现；在很多城市旅游乘坐公交，手机APP可以实时告知公交的“行踪”和路况信息；想要打车，手机上网就可以约车……多地打造“城市交通大脑”，新技术带来的变革一直在继续，相关制度也在不断跟进。
对于每一个出行者来说，40年巨变之后，“说走就走，路不再长”，已成为现实。
材料2
蜿蜓盘旋的山路、生机盎然的苗木，时值初冬的F县罗坝村木种植基地，漫山的红枫、桂花和玉兰苗木让人心旷神怡。
有着20年苗木种植经验的老周，从自家5亩责任田起家，如今已经是邻里皆知的苗木种植大户。在他的示范带领下，周边村民纷纷斥资种树，投身到荒山种树的大潮中，全镇上万亩荒废的山丘地重新披上绿衣裳。老周说：“当初是为了谋生养家，但种着种着，山绿了，环境好了，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接踵而至。”
F县地貌以丘陵为主，传统作物的种植模式很难有起色，收成好的年景只能解决温饱。穷则思变，改革开放以来，F县开始了规模绿化苗木种植，经过多年的发展壮大，全县苗木产业规模已逾33万亩。
老周说，从全国来看，F县是数得上的老苗木产区，不仅品种多，而且规格全，有一整套苗木培育、种植、销售的队伍。仅他所在的罗坝村，苗木产业最兴盛的那些年，苗木经纪人就多达200人。当时的客户群不仅覆盖全国各地，有的苗木还走出国门，卖到意大利和韩国。在这之前，老周怎么也想不到，看上去并不起眼的苗木，市场竟有这么好:“大伙儿站在山包边就把买卖给做了。”
到2013年，全国各地苗木种植纷纷兴起，市场供大于求的情况逐渐凸显。此外，随着城市化建设要求越来越高，市场需求已经不再是过去简单的绿化和美化，彩化和艺化苗木正成为主流。伴随而来的则是苗木行情整体下滑，价格下跌导致苗农收入也跟着大幅度减少。老周深有体会:“像从前那样的传统方式，很难再有市场。”
在F县苗木种植的几十年发展道路中，不少苗农走过弯路、吃过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难题就是，市场需要什么？苗农一窝蜂种植同一个品种，最后导致产品过剩。苗卖不出去不说，大量土地还被占用，最终只能忍痛当柴砍掉。
F县苗木产业的转型升级迫在眉睫。“相比较过去小而全、品种多的状况，苗木种植的专业化、标准化和品牌化才是当下的发展方向。”县林业局李局长说。在他看来，换个思维理解市场下滑，就是苗木产业结构的一个调整期，也是提升标准的过渡期。虽然行情不比从前,但标准化种植的苗木市场仍然存在,树冠统一的苗木还是供不应求。“要跟市场接上轨，不仅品种要好，树形要好，档次也要提高，只有符合市场需求的苗木才有出路。”
要转型，怎么转?难题摆在了作为传统苗木大县的F县面前。
“用过去的生态成果来发展旅游产业，形成‘绿色银行’，进一步增加苗木附加值。”在县委金书记看来，这不失为一条打破僵局的路子。2015年，F县以规划引领乡村振兴，突出产业支撑，走出了一条一产、三产融合的发展路径。
产业兴才能乡村兴，经济强才能人气旺。“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新发展理念。产业兴旺是农业农村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促进农民脱贫增收、生活富裕的保障，也是汇聚人财物力支撑乡村振兴的原动力。”金书记的一席话，道出了苗木产业转型的必要性。
登上位于F县官亭林海的观景台，放眼望去，五彩斑斓的苗木尽收眼底，这里是国家生态公园，也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6万多亩的苗木基地辐射周边5个村，目前拥有各类精品苗木100余种。全县7个乡镇，通过这几年发展林苗两用林，不仅营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同时也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率和产出率。
“环境美了，生态好了，游客来了，人气越来越旺。”看到官亭林海的变化，县外宣办王主任感慨道。这两年，举办的观花节、采摘节、旅游节，一天就来好几千人，通过一产带动搞活三产，让当地百姓实实在在受惠。
从民间自发种植到引进企业入驻运营，如今的F县通过加大林业招商力度，引进了省内外30多家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市场为导向的发展理念，潜移默化地影响并改进了F县原有的苗木生产结构，标准生产、规模布局的工厂化育苗新模式正在逐渐形成，产品涵盖观赏绿化苗、经果林苗、用材苗、花卉、盆景和草坪地被等六大类400多个品种，年销售7亿多株，交易额40多亿元。
如今，苗农们尝到了转型发展的甜头。市场份额没少，赚到的钱更多。最为关键的是，通过产业结构及时调整，激发了苗农的种植热情，促进了苗木产业的发展。去年，老周所在的罗坝村人均收入就高达26400元。
材料3
丰收的季节，陕北高原到处是红彤彤的苹果。63岁的赵家村村民老赵看着果实，满眼的喜悦。借助改革开放的东风，四十年来他用劳动创造了财富，改变了自己家的生活状况，也见证了他们村乃至黄土高原翻天
覆地的变化。
“经常前胸贴后背，每天除了想吃还是想吃，饿得不行呀。”回忆起那时候的生活，打开话匣子的老赵苦笑着。
苦菜、烧圪卷、麻汤饭、酸菜现在作为特色饭菜招待远方客人，可在老赵眼中，这些都是有时代印记的饭菜，“那时候偶尔吃个玉米窝头都幸福得不行。”老赵说。
那个年代人们主要是为吃穿发愁，孩子们盼望着正月有肉有饺子吃，条件好点的还能穿上新衣服。“记得当时村里有一家买回来猪肉，还没做熟就被孩子们吃得差不多了，日子过得太辛酸了。”老赵感慨。
1978年，来自远方的“包产到户”消息传遍了黄土高原的每个乡间田野，大家都期待的分田到户，让老赵看到了希望。“把地分到户以后，村民干劲十足啊！天不亮全家有劳动力的都上山劳动，直到晚上看不见才回家。山地上全部种的是小麦、高粱、谷子等粮食作物，平地上家家户户都种白菜、萝卜等时令蔬菜，不到第三个年头，交过公粮后自家的粮仓再也没有空过。”老赵说，从那时起，孩提时代憧憬的顿顿吃的白面，成为了家常便饭。“早上吃白面馒头，下午吃白面面条，招待亲戚客人再也不用问邻居家借了，肉也不再是过年的奢侈品。”老赵回想着过往脱口而出。
经过几年勤劳奋斗，老赵家里吃的穿的都解决了，口袋里也有些余钱，他就开始着手住的问题。在村里，盖新房不止是老赵一家，在解决温饱问题后，农村开始兴建住所，改善居住环境。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三转一响”早已是陈年往事，冰箱、洗衣机、彩色电视机成了普及品，网络、汽车和智能设备走进农户家中，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变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黄土地上的农民也在感受着不一样的社会气息。老赵不断从报纸书刊上获得社会变革的信息，而这些信息也一步一步改变着他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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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叛徒”，我要拯教乞丐村他原本是一个小乞丐，但儿时心灵所受的戕害至今仍一幕幕浮现在他的脑海，并成为他彻底改变那种屈辱生存状态的巨大鞭策力。经过几番苦命挣扎与奋斗，他终于圆了大学梦；但是，他的灵魂又一次受到了深度重创，重创下他萌生了更大的梦想——这梦想的实施竞引起全国各大重量级媒体的极大关注，无意间，他成了中国最具新闻性的人物之一。小乞丐觉醒了：我要读书上大学李玉平于1984年10月12日出生在以“乞丐村”闻名的甘肃省岷县小寨村。从小他就被爸爸多次领到大城市去乞讨。他记忆最深的是六岁那年，他第一次被父亲强行拉着出远门到成都去乞讨。当看到平时对自己相当严厉的父亲竟然从怀里摸出一个破碗，向过路的行人下跪时，年幼的李玉平不禁惊呆了。没容他多想，父亲命令他也在身后跪下。他倔，梗着脖子不愿跪。父亲低声威吓他：“跪下!小心揍扁了你。”他只得含泪跪下了。跪着的父亲边作揖边向过路人乞求着：“可怜可怜我这没娘的孩子吧，两天没吃东西了。你们就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一天下来居然乞讨到20多元钱。父亲高兴地说：“嘎小子，这不比种田强百倍”乞讨了近一个月，父子俩给家里带回了300多元钱，一家人高兴得合不拢嘴。第二年同样的季节，父亲又强行带他到成都乞讨。20多天后，他们被警察逮住了。警察教训父亲说：“这小乞丐本该到学校好好读书嘛，不读书会一辈子过这种叫花子的生活。你做父亲的亏心不亏心”父子俩被强行遣返，回到了千里之外的小寨村。第三年，即他8岁那年，当父亲又要强行带他出去乞讨时，他坚决不肯。父亲狠狠地揍了他一顿，他坚决不屈服，并发誓说：“你打死我，我也不去了。”“那你想干啥”他脱口而出：“我要读书上大学!”尽管他害怕警察，但警察教训父亲的话，他觉得有道理。父子俩僵持时，妈妈说话了：“娃儿也该上几天学了。认几个字日后到外面去讨要，认个路看个地名啥的都方便些。”父亲终于点头了。就这样，当小寨村的同龄小孩随同大人外出乞讨时，8岁的李玉平上了村小学。寨子里的人讥笑说：“这娃真傻，咱小寨从来就没有一个考出去的，难道单单他能跳出龙门”乡亲们慨叹着，难以理解他的行为。1997年9月，李玉平以优异成绩考进了中寨中学读初中。一些乞讨专业户看中他是棵乞讨好苗子，多次打他的主意，都被他拒绝了。父亲气得要打他，他哭着跑回了学校。靠着这种誓死不向命运低头的执拗劲，2000年9月，李玉平考上了岷县重点高中县一中。这时，父亲仿佛看到了儿子未来的一丝希望，再也不叫他去乞讨了，毅然找人借了800元高利贷，叫他去读高中。开学那天，年仅16岁的李玉平怀揣着学杂费，带着20多斤土豆，步行60多里到一中报到。他住不起学校集体宿舍，便与几个贫困的孩子一起租住学校外面简陋的房子。他自己做饭吃，买来煤油炉，把从家里带来的一个舀水铁瓢当锅用。高中三年，他的学习成绩一直优异，但在高考时，由于他担心考不上大学又得重当乞丐，心理负担太重，影响到了考试成绩。在煎熬、焦急的等待中，他终于等来了湖北荆州国土资源职业技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他成为小寨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遭遇“深度撞击”。他萌发了拯救乡亲灵魂的强烈想法在湖北荆州国土资源职业技术学院，李玉平每天的伙食费不超过5元钱，但这并不妨碍他满怀激情地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他很快在电子网络系出类拔萃，不久便成了该系的学生会主席。2005年5月中旬的一天，一件在别人看来也许极普通的事件却给了他致命一击，他的心，一阵阵痉挛、一阵阵剧痛。那天傍晚，他在校门附近发现一个年约60岁的老人正跪着伸出一只肮脏的破碗向路人乞讨。天哪!这个下跪的老乞丐竟是自己老家的邻居薛大叔。李玉平冲过去，一把夺过薛大叔的碗，跑到水龙头前，将黑乎乎的破碗冲洗了五六遍，接着跑到学校食堂打来满满一碗饭菜，把薛大叔领到一个角落，将饭菜递给他，说：“大叔，别下跪了，别乞讨了!”薛大叔不解地望着他说：“咋啦”他又问起自己儿时的伙伴：“您家小三子呢”薛大叔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饭菜，一边坦然地说：“还不是跟村里的娃一样，到外面讨去了呀!”这个晚上，李玉平一夜无眠，他脑海里怒涛汹涌：下跪乞讨，乞讨下跪!儿时酸楚的经历、小寨村男女老少成群结队外出下跪乞讨的情景历历在目，这些仿佛一堆点着的干柴，灼烧着他的心灵和神经，激发了他拯救小寨人灵魂的想法。他爬起床，饱蘸浓情，写了一封《致全乡中小学生的信一一别跪了，小寨人，站起来!》：“你这一跪，为今后的生活开了一个乞讨的先例；这一跪，丢掉了做人的尊严……”字里行间，充满了巨大的忧虑和悲悯。第二天，他将用心血写成的信寄给了在中寨中学当校长的堂哥李平，希望他在学生中进行“禁讨教育”。接着，他到邮局打长途电话，劝说父亲不要出去乞讨。父亲很不耐烦地说：“不去乞讨用什么供你上大学”李玉平叫起来：“我不要你供钱，我自己打工挣钱读书!”见父亲犹豫着不表态，李玉平发狠说：“如果你再出去乞讨，我从此再不回家。”父亲最后勉强答应了。此时，从老家也传来了令人鼓舞的消息：那封《致全乡中小学生的信》在校园里引起强烈反响，许多学生纷纷写作文表达自己的决心：要做个堂堂正正的人，决不向命运屈服，永远告别乞讨的陋习，靠勤劳的双手创造幸福的生活。“天火”烧起来了．新的太阳初照小寨村来上大学就没准备寒暑假回家的李玉平，竞在2005年暑假时舍得花掉100多元钱千里迢迢赶回家乡。他要为拯救乡亲们的灵魂去呐喊，去有所作为。白天，他把寨子里的娃儿们找到树荫下，给他们讲做人的尊严，讲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晚上，他挨家挨户去拜访，去说服大人们。就这样，忙忙碌碌十来天下来，成效显著：原本准备外出乞讨的五六十户人家表示再不去丢那个人了。虽然其中有十来户人家还是趁黑夜偷偷跑出去了，但至少没把孩子带走。李玉平看到了初步的胜利。但是仅靠个人的力量去与强大的陋习抗衡，是多么微弱啊!李玉平多么需要有人能助他一臂之力!一天，行走在寨子里的李玉平碰到了《南方周末》的记者关军。关军是得到线索专门到乞丐村来采访的，却遭到了有关部门的拒绝。此时，李玉平心里闪过一个念头：借助媒体的力量，将小寨村的生存状况报道出去，若此事能引起上级领导对小寨村乞讨现象的关注和重视，无疑是件天大的好事。随后，李玉平怀着复杂的心情，领着关军挨家挨户地采访。晚上回到家，看见父母心事重重地唉声叹气，李玉平感到莫名其妙。母亲说：“娃儿，你咋成了全村最坏的人了呢”原来，有关领导对李玉平给记者提供采访的便利非常愤怒，责成村支书到李家对李玉平提出警告：“哪里跑出这么个背叛家乡的憨东西，居然把家乡的丑往外揭全村就数他最坏!”父母恐惧地哀求他说：“娃儿，你回来就好好休息吧，别再惹是生非了!”李玉平心情沉重地说：“爸、妈，我千里迢迢赶回来不是为了休息，干部们迟早会领会到我的一片苦心的。”李玉平不畏恐吓，一如既往地带着关军进行采访。2005年8月11日，《南方周末》发表了以“想站起来的乞丐村”为题的文章，呼吁拯救小寨村人的灵魂，抢救孩子!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文章发表后不到一个星期，《华商晨报》等10多家报纸的记者纷纷到小寨村采访并进行了报道。在堂哥的帮助下，李玉平到中寨中学为学生们作了一次演讲。他说，人要有尊严地活着，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他讲得激情满怀，实在而又解渴，博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师生们自发而庄严地举行了“对乞讨说不”的升旗仪式和签字仪式。9月上旬，刚刚回到母校的李玉平被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栏目请到北京做了一期节目——《专访乞丐村第一个大学生》，重点请他谈谈关于如何改变家乡人精神状态的想法。、他刚从北京返回荆州市，中央电视台又一栏目“社会记录”的两名记者就从兰州驱车赶了过来，专程采访他。采访结束时，记者郑重地问：“李玉平，你知道你的家乡人是怎么评价你的吗”“骂我是个叛徒吧”“不，他们由衷地说你就是小寨村盗‘天火’的，是当代的普罗米修斯。你那把火烧得好哇!烧醒了沉睡了几个世纪的小寨村人的羞耻感，尊严已经不再是知识分子或城里人的专利了，小寨人开始觉醒了!”李玉平激动了。从记者那里李玉平还得知，媒体这样一“轰炸”，“炸”得有关领导进一步弄清了小寨村的事实真相，他们深感小寨人的这种生存状态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了一些对小寨村的优惠政策，一些特困户还得到了政府三四千元的补助。对小寨村的中小学，有关部门实行了“两免一补政策”，使村里适龄儿童的辍学率大大降低。当地中小学都在进行“禁讨教育”……崭新的太阳照临小寨人的心头。李玉平欣慰地笑了。当然，他心里异常冷静：小寨人的陋习不是这么轻易就能改变的。现在只能说是开了一个很好的头，他肩上的担子还不能放下。2006年春节，他又花二三百元钱从荆州赶回了三千里之外的家乡，乡亲们忙着过节，他却一家家去拜访，看看大人孩子们是否能坚守“不乞讨”的承诺。结果令人欣慰：至少90%以上的人家没有离开脚下的黄土地(外出打工的除外)。他返回母校不久，香港凤凰卫视的记者特地赶到荆州采访了他。李玉平深情地对记者说：“我必须用自己有所作为的行动证明读书是孩子们的真正出路。我必须用自己的示范作用，激励全小寨不论男孩女孩都走进学校，学会如何做一个大写的人!只有全村男女老少都具有了这样的共识，小寨村人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才会出现根本性的转变。”李玉平坚信，这一美好的前景一定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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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里有这样一段话，巫马子对墨子说：“我与你不同，我不能兼爱。我爱邹国人胜过越国人，爱鲁国人胜过邹国人，爱我家乡的人胜过鲁国人，爱我家族的人胜过家乡人，爱我的双亲胜过家族人，爱我自己胜过爱我双亲。”据此判断，巫马子属于
A.道家
B.儒家
C.法家
D.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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