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某是个青年工人，因没有住房，一直未能找到对象。1998年8月，刘某得知本厂厂将建一栋楼房，解决已婚职工的住房紧张问题。刘某又从其他渠道打听到由于国家住房分配制度的改变，此次分房极有可能是最后一次福利分房，但由于自己未婚将无权分房，刘某对此非常着急。一次与朋友谈及此事，朋友劝他先找一个以便搭上分房末班车，如能长久一举两得，如果离婚还赚一套房子。经人介绍，刘某打到了未婚姑娘王某，并如实告知了自己的想法，其实王某也有了自己的意中人李某，只是双方财力有限，一直未能谈婚论嫁。刘某得知这个情况后，对王某和李某说：“其实与我结婚只是一个形式，我只是想得到一套房子，等房子一到手我就会与你离婚，在此期间我不会干涉你的正常生活，当然离婚对你不公平，为了报答你，我答应房子一下来，我就送你5万元，你们结婚也需要钱嘛。”王某与李某商量之后表示同意，刘某还向李某出具了一张两万元的欠条。1999年8月，刘某和王某登记结婚。9月，单位新房落成，刘某如愿以偿分到一套住房。由于刘某一时手头较紧，于是答应王某年底一次还清，并将这笔钱作为协议离婚时对王某的补偿。由于双方并未共同生活，王某并未急着与刘某离婚，到了年底，刘某收回了他人拖欠的款项，便与王某签订了离婚协议，约定“由刘某给付王某人民币2万元，作为对王某的精神补偿”。1999年12月20日，双方共同到当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李某也一同前往，但到了婚姻登记处门口，王某突然改变了主意，认为刘某未按口头约定在尽短时间内与自己离婚，应当按每月2000元另行支付补偿费6000元，刘某不干，双方在婚姻登记处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在了解原委时，王某情急之下将事情真相予以公开，并要求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主持“公道”。婚姻登记处对此事进行核实后，对三人进行了批评教育，随即撤销了二人的婚姻登记，收回了结婚证，并将此情况通知了双方的单位，要求单位做出相应的处理。当事人可否为特定目的结婚？可否在结婚时对离婚补偿做出约定？本案中刘某和王某的行为属于什么性质？